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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当代作家之所以热衷于溢恶，之所以那样冷静、从容、客观地描写着人类之恶，是因为已经把恶当作不可改变的既存事实接受下来了，是因为已经认可了恶的合理性和永久性。
而鲁迅不同。
鲁迅在思想上曾深受尼采影响。
在对人的认识上，鲁迅也曾与尼采相通。
尼采对人的现存状况极为不满，他毕生都在责骂人，责骂现有的人。
但是，尼采又从未对人失去希望，或者从未允许自己对人失去希望。
尼采在责骂现有的人的同时，又呼唤着超人的出现，这就给人指出了一条出路而并未对人彻底绝望。
人是唯一未定型的动物，人是一个过渡、一座桥梁，人身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这是尼采的基本思想。
鲁迅虽然认为尼采的超人太渺茫，但却也对人不肯绝望。
在坚定地否认了人的现存状况的同时，始终怀有对人类变得更加高尚更加美好的希望。
由于鲁迅并未对人绝望，由于鲁迅认为人或许还可救药，使得《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也不仅仅是一个反抗者，而更是一个觉醒者，一个忏悔者，一个启蒙者。
而由于余华不具有鲁迅这样的希望，使得《四月三日事件》中的主人公仅仅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残雪和余华都不屑于写人的觉醒，人的忏悔，而自己的创作也并非一种启蒙。
既然不再对人的未来怀有希望，既然不想再为人找到一条出路，既然人类变得更美好更完善的可能并不存在，那么，所谓觉醒，所谓忏悔，所谓启蒙，不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根基，失去了理由吗？而唯一可做的，便是把人的现有状况当做不可更改的现实全盘肯定。
如果我们追问残雪、余华创作的目的，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位作家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肯定恶、赞美恶。
就在于向人们宣布：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生存状况，这是不可改变，你们只能世世代代生活下去。
而鲁迅则不同。
鲁迅的创作目的是改良人生，亦即让人类改变现有的生存状况。
而创作的目的制约着创作的手法，制约着作者描写时的详略取舍。
鲁迅之所以揭示人性之恶又并不溢恶，就因为对于他的目的来说，这是不适宜的，他只要“够将意思传达给别人就住手”
。
在内心最深处，也许鲁迅对人的看法与残雪、余华是相同的。
所不同者，鲁迅不愿和不敢说出这内心最深处的“黑暗”
，而残雪、余华则随随便便地、从从容容地说出了鲁迅不愿说和不敢说的话。
鲁迅当年曾期待着“真的恶声”
，但残雪、余华小说是他当年的期待吗？
王彬彬：《残雪、余华：“真的恶声”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见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73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7.苏童的小说，既有取材于历史，或古代、近现代，也有对当下生活的现实表述，无论是描写古代帝王，还是叙写底层人生活，作为一个情感型作家的苏童，他作品中真正迷人和动人心魄的，其实正是他小说结构中涌动着的情绪和情境。
其中“情境”
的雅致与独特，既显示出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魅力，也体现了苏童在故事的流畅讲述中，对含蓄隽永、形象可读两方面同时兼顾的“古典性”
追求。
究其本质，苏童是在探索“现代”
与“古典”
的和谐，寻求王国维谈论诗词时所推崇的那种“无我之境”
与“有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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