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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出门远行》如果有什么教训，这一教训是对阅读与书写价值观念的叛变，以及由此而生的暴力及虚无循环、摆**在启蒙及背叛、成长教育及反教育、共产及资产的轴线间，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姿态尤显暧昧。
借着“我”
的愈行愈远，余华仿佛暗示叙事主体——“我”
——的自身疏离，才是一切叙事秩序崩散的症结。
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余华论》，见《当代小说二十家》，128～1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严格地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主题上和他前期的作品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都充满了血腥和死亡的意象。
但由于作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表达出的意义就迥然不同。
前期那种冷静的、阴郁的“零度叙述”
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由现代派对死亡的演示和玩味，变为一个作家所能认识到的对死亡的抗争。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而后者显然包含了更多的经验，对人们的心灵具有更为强大的感染力。
余华对于人物的重视是不自觉的，但当他在写作中一旦认识到人物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他便及时改变了那种将人物只当作符号的做法，而赋予他们生动丰富的个性，在福贵和许三观身上体现出如此耐人寻味的精神世界，这使余华又开掘进另一个领域——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揭示。
从《活着》开始，他的小说里“出现了真正的中国人”
。
他对于国民性的思考和描述，与鲁迅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而他抛开虚浮直指内心的表现方式，也最接近于鲁迅。
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怀疑和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余华是“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世界在我心目中变得美好起来了”
，这“美好”
之中就包含着对人性的宽容、感动和肯定。
当面对永无停顿的灾难时，似乎除了忍耐、乐天知命的承受、自我消解之外，又能如何呢?如果要追问“怒其不争”
，又如何去争?中国的国民性里似乎具有一种能够消解一切的东西，会让任何灾难最终都无可奈何。
不管余华对于国民性的态度如何，他能够发现其中的精髓和奥妙，掌握中国人的心态，这便是一项特殊的成就。
只有在这时，当他认真审视与回味这片使文学“赖以生长的土壤时”
，他才开始建构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他的独立姿态才算真正确立。
张晓峰：《出走与重构——论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家的转型及其意义》，载《文学评论》，2002（5）。
6.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发表后，有人认为这就是鲁迅当年所期待的“真的恶声”
。
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发表后，有人也因此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
实际上，残雪、余华与鲁迅的相似，并不限于个别作品，而是整体性的。
鲁迅在许多小说中，也同样关注了人性的残忍阴暗，也同样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对。
鲁迅也同样看到了残雪、余华所看到的人世风景，这是两位当代小说家与鲁迅之间的相同之处。
然而，鲁迅看待同一风景的眼光，却与两位当代作家迥然有异。
残雪、余华在对人的现存状况感到不满的同时，也放弃了对人能以更好的方式存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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