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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摘要
1.由于青年般的热情和江河般的酣畅贯穿巴金小说之始终，他的创作方法的发展里程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或者说具有一个特殊的“巴金模式”
。
从《灭亡》到《寒夜》，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一个充满浪漫**的巴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冷隽地写实的巴金，但是在其间近二十年的茫茫岁月中，研究者很难筛选出具体的哪一年作为他的创作方法发展途中的转折点和断裂线。
浪漫之气扑人的《爱情三部曲》与写实色彩浓郁的《家》几乎同期创作，写完画面浑厚的《激流三部曲》之后，紧接着写热情洋溢的《抗战三部曲》。
我们以爆发抗战的1937年把他的小说分为“前期”
“后期”
，只不过是迁就历史年代的偷懒办法。
他的创作方法的转变轨迹，不是去如飞矢，而是回环往复有若盘陀山路。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1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家》除了其内容本身具有丰富性和深刻性之外，还由于其叙事方式与技巧所带有的民族特色。
就总体而言，《家》的情节组织原则与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极为接近。
作者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安排主要情节，时间顺序极为清晰；主要情节冲突又大多在高公馆内展开，空间位置也较为固定。
小说的第1章至第6章集中交代了主要人物的身世、性格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点明了时代的气氛，初步提挈了情节发展的线索。
接着作品依次描写了学潮、鸣凤之死、觉民逃婚、梅之死、瑞珏之死以及觉慧最后出走等重要情节；并穿插了对过年、兵变、祝寿、捉鬼、高太爷的丧事等大家族内外的大小事件的描写，从而在紧凑凝练的结构中容纳了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又以天黑前觉慧与觉民归“家”
开篇，以黎明前觉慧告别觉民离“家”
远去作结，形成首尾呼应的格局。
辜也平：《〈家〉：冲击旧制度的生活的激流》，见《巴金创作综论》，132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3.一组以觉慧为代表，他们是旧世界的反叛者、革命者；一组以觉新为代表，他们是生活中的软弱者、牺牲者，这两组形象以其各具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起过强烈反响。
从整个形象系列的角度看，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前者给予了较充分的肯定。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后者的意义却未能给以应有的重视。
……无论从认识价值还是从美学价值上看，正是这后一组形象反映了巴金创作的最高水平。
在反叛者、革命者身上，一泻无余地倾尽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更多地寄托着他的理想和信念，除个别形象（如觉慧）外，大都热情有余而厚度不够，形象本身比较单薄、轻飘。
而在软弱者身上，穷竭了作者对生活的积累和体验，生动细腻地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识力。
虽然，这些人物本身有许多致命弱点，作者对他们的塑造也并非是尽善尽美，但他们却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现代社会，与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这些特点使巴金的软弱者形象显出永久性的价值。
李今：《试论巴金长篇小说中的软弱者形象》，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1）。
4.巴金40年代的写作，是流露出一种其先前写作很少有的归家着急感，温情也更多地替代了以前的批判与悲愤，写作“调子”
也变得悲哀、忧郁，由热情奔放的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的揭示。
30年代的《激流三部曲》表现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衰落史，作者基本是取一种俯瞰、由外到内的角度，来透视他所表现的对象（尽管作品的年青主人公与作者情感、生平经历的相似，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此点）。
而40年代的巴金所描写的家庭规模，不仅在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他相当程度上放弃了由外到内的解剖式观察视角与态度，叙述者或者所描写的家庭的朋友，或者相当深地潜藏于他笔下的那些善良、无助的人物心灵中，以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态去关心它、表现它，从而使作品渗透出对家的深深的留恋与哀婉之情。
因此，这些“末世之家”
的衰亡，也是爱之归宿的消亡和个体生命暂寓之地的消亡。
很可能正是意识到这些，40年代的巴金才把家的毁灭，肉体生命的脆弱、短暂、无常表现地那样刻骨铭心：即几乎在没有任何外在意识形态的包裹下，来写家的毁灭、生命的死亡和青春肉体之身的无处着落。
姚新勇：《〈憩园〉：五四启蒙文学的一个转折性象征》，载《文学评论》，2002（4）。
5.作品人物杨梦痴的生活原型乃作者的五叔，亦即《家》中的克定。
作品揭示了他必然没落的命运，但又分明浸染着挽歌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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