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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这就难以避免概念化的毛病，而使读者感到有些人物“是作者根据推理设想出来的”
。
如用秋隼律师和经济学教授李玉亭来表现法律、经济从属于政治就是明显一例。
即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吴荪甫有时也难免这种概念化的痕迹。
特别是当作者离开了形象思维的规律，不是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而是主观地想强加给人物一点什么自己的理论时，这种弱点就更明显。
例如作者最近回忆瞿秋白同志曾详细看过《子夜》时说：“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笼”
，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
于是，在《子夜》中，我们就读到：“他疯狂地在书房里绕着圈子，眼睛全红了，……想破坏什么东西。”
以下是强奸王妈的情节。
这样的情节缺乏生活的基础，是从“兽性发作”
的概念出发而附加上去的。
……一贯持身颇为严谨的吴荪甫在那样愁绪纷繁，万事攒心，急待挣扎的情况下，竟然冒着被人识破而威名扫地的风险，在自己家中去强奸一个他从未关注过的并不吸引人的女仆，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事。
乐黛云：《〈蚀〉与〈子夜〉的比较分析》，载《文学评论》，1981（1）。
5.《林家铺子》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通过艺术形象，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阶级关系中，来揭示林家铺子倒闭的社会根源，虽然只写了一个小商人的悲剧，但表现的却是三十年代初期千千万万一般城镇小商人的共同处境和命运；他叙述的虽然只是小店铺从挣扎到倒闭的故事，但反映的却是旧中国社会一般城镇小工商业的暗淡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民族工商业的共同前途。
这就是小说所塑造的林老板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这篇小说虽然是以描写城镇小商人的处境和命运为中心，但也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而且其主要矛头始终指向给广大群众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根——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制度。
叶子铭：《评〈林家铺子〉——兼论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见《茅盾漫评》，11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6.《春蚕》是茅盾以故乡为题材的一篇力作，不长的篇幅凝聚着沉甸甸的艺术分量。
1932年茅盾两次回乡，耳闻目睹了“一·二八”
战争后家乡一带的人情世态的变化，对日本货向中国农村倾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尤为敏感。
由于现实的触发，长期沉淀在他心中的生活体验苏醒了：祖母养蚕，曾给他丰富的感性知识，乌镇每年蚕季的“叶市”
，有奸商操纵桑叶价格盘剥蚕农，也是他幼年所耳闻目睹；更何况他家的大丫头所嫁的农村“丫姑爷”
，常向他述说苦情，使他对农民的所思所感与所痛有了相当的了解。
正由于《春蚕》是以丰厚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小说就能够在“丰收成灾”
的主题下，把古老的乡村习俗和深沉的文化心理从容细密地交织起来，从而使我们在茅盾这个短篇小说中品味到鲁迅写故乡题材的小说的味道来。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沙汀善于组织情节的起伏、张弛，起承转合做到有板有眼。
《在其香居茶馆里》最有代表性。
在这里，沙汀提炼出独特的喜剧矛盾——平时利用兵役共同鱼肉农民的基层统治者之间出现了裂痕。
……冲突又巧妙地集中安排在茶馆这个典型环境中，一开始便激化……情节时紧时松，几次起伏后（有人数出是八个层次）峰回路转，趋向顶峰。
……从前到后，场面的调度，情节的发展，错落而有致，是很有喜剧色彩的。
吴福辉：《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见《带着枷锁的笑》，6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山峡中》似乎以最突出的方式解释了大部分《南行记》的独特魅力。
既然有心再现记忆中的明朗景象，艾芜势必把笔墨集中到人物的善良品性上；可“野猫子们”
置身那样一片荒蛮的土地，再主观的作家也不能无视他们周围的愚昧、荒凉和残酷。
艾芜真是幸运，他选择的素材本身就具有如此强烈的反差性质，他很自然就要采用对比的方法来安排他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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