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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则表现出深沉的启迪性和温暖的感染力。
这些，并非全能用历史的规定性来解释，它包括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和意志。
刘纳：《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
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载《文学评论》，1986（3）。
7.在1918年底到1919年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和《平民文学》等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又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
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认为，新文学的本质就是对“人”
的重新发现，它的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
因此，新文学必须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去观察、记录和研究“人生诸问题”
。
他反对“兽性的余留”
“古代的礼法”
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
，要求作家以严肃的态度去反映底层社会的“非人生活”
，并在对这种不人道、不理想的生活的反映中，寄寓改造社会的愿望，展示“理想的生活”
。
……此后，周作人又在《平民文学》一文中，对新文学进行了更加具体的界说，他指出，新文学就是“平民的文学”
，就是要用普通的文体实写大众生活的真情实状，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写出“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
程光炜、吴晓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4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8.文学研究会活跃的时期的开始是1920年的春天。
这时候，《小说月报》，一个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的文学刊物，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几乎变成了另一种全新的面目。
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着的有副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旬刊由郑振铎主编，后来刊行到四百余期方才停刊。
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
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
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
……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
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仍是人世间的“人物”
，更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国家社会的苦难与灾难的。
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49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创造社，在它存在的短短十年间，曾经不止一次地猛烈搅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界。
在“五四”
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之后，创造社在中国新文学界掀起了一个新的洪峰。
它于1921年举着与前一代的《新青年》和同一代的文学研究会的知识分子全然不同的文学旗帜闪电般地出现在中国文学界，几乎是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创造社”
时代的文学新时期。
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连同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等风靡于当时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青年之中，给文坛的震动并不下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新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
但这样一股文学潮流，尽管在精神上体现着“五四”
新文学的方向，显示了这个文学运动的新的实绩，但至少在形式上却并不直接表现为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正面冲突，创造社与外界的论争更多地表现为新文学营垒内部的斗争。
……招怨于文学研究会、讥评《呐喊》、小觑康白情、褒贬小诗、挑剔翻译、戟指胡适，几乎是四面树敌，独战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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