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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仁学》想要从根本上排除尊古的观念，认为“古而可好，则何必为今之人哉”
。
严复传播西方学问到中国，其内涵也是“古学”
向“新学”
的转换。
他在翻译、介绍《天演论》时列举学者“柏康”
（培根）、“特嘉尔”
（笛卡儿）、“奈端”
（牛顿）、“嘉里列倭”
（伽利略）继起，新科学方兴未艾，致使人们更明显地看到“古学”
的缺失。
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而西方人却提倡现代科学，所以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就自然包括了古今文化变革的内涵。
这种求变心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了巅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最具代表性。
如陈独秀发扬胡适的《刍议》中倡导的新内容、新精神，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我们到了一个文学革命的时代，所以凡是属于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都应该在排斥的范围之内。
因为贵族文学，过分重视辞藻，失去了独立自尊的气象;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去了抒情写实的目的;山林文学，艰深晦涩，自认为是名山著述，但对大多数人却无所裨益。
这三种文学所缺乏的内容就是宇宙、人生和社会，这种缺失的产生是同我们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有关的。
这种观念在钱玄同、刘半农的笔下有了更加激烈的表述，像什么“桐城谬种”
、“选学妖孽”
，都属于“打倒孔家店”
这一派的思想。
从文学看文化，当时如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都指出孔教的极点就是杀人、吃人。
虽然他们的说法还算是有的放矢，但是这种说法带来的文化效应已经由文化革新转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
当然，在这一变革的大潮冲击下，文化保守思想也没有销声匿迹，如林纾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就痛斥了批孔思潮。
如果要追溯这种文化保守思想的来源，就要回溯到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当时的儒者就认为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兼综汉宋的学者很多，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持有卫道观点，反对洪秀全太平天国重视耶教，可以说是文化保守思想的开始。
今人谈论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时，提出“两系三代说”
，即曾国藩为一系，后继者为俞樾、章太炎（张之洞可归此系）;朱次琦为一系，后继者有康有为、简朝亮、邓实等。
如果按时段划分，近代文化保守思潮有四个时段比较突出:第一，洋务大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思想，如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提倡“保教必先保国”
，与维新派划出泾渭分明的疆界。
虽然他们以“二纲”
旧说对抗新思想，但因其不适应新时代的潮流，所以很快被新学所淘汰。
第二，康有为的“孔教说”
，这是属于维新观中的文化保守思想的体现。
例如他号召当时的华侨“发义愤，怀故国，思孔教”
，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这种说法又受到章太炎等人的批评，即对“孔教”
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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