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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没有邦国、没有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状态。
这种设想是将孔子思想中通达的“大同”
理想与西方的现实政体相结合，不仅表现出了康有为“保皇”
观念的特质性和时效性，也显示出了他对西学接受的前瞻性和宽容性。
他的这一思想不仅直接启迪了梁启超文化变革观的“新民说”
、“自由说”
，而且对继后而起的“西化”
论者也有着间接的影响。
例如，胡适反对中国本体文化，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吴稚晖也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反对“国粹”
，提倡用破碎家庭的方法达到无私、大同的理想状态。
他们的这些思想，都是受到当时西学影响而构筑的新“大同”
思想。
与上述思想不同，章太炎继承了孔子学说中比较猖狭的“华夷之辨”
思想，他的言论及著述带有强烈的排满观念和种族革命思想。
梁启超认为章太炎的这种种族革命思想是受到明末遗老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王夫之等人的影响;认为章氏等反满的壮烈行动和言论，是因为此时的朝廷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当国人再一次阅读明末遗老的书籍时，便在排满这一点上产生了共鸣，惊醒了那已经麻木了二百多年的民族意识。
梁启超推根寻源所找到的历史动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以此来涵盖种族革命论的全部内容和时代精神，显然是有偏颇的。
因为孙中山强调用民族主义革命来推翻清帝时，就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中国人最崇拜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再结合孙中山的民权、民生思想，显然其中内含了改变帝制的民主平等观念。
当然，种族革命思想的产生必然带有排满的历史印记，所以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民族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为抵制西学的工具。
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本位，以致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
孰是孰非?孰进孰退?确实也引起了很多文化学者的思考与评判，因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垒和渗透，始终是20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过程中难以取舍的精神。
其二是文化革新与文化保守问题。
文化的趋新与守旧争论自古就有，所谓“法先王”
与“法后王”
、“师古”
与“师心”
、“变古”
与“法古”
等，无时无刻不存在，只是近代中国的情势发生了剧变，“古今之辩”
与“中外之争”
的纠葛，在特征上显得更加突出，在内涵上表现得更加深广。
梁启超曾经把当时的文化变革与旧文化格局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过去的数千年都是处在“停顿时代”
，现在才进入“过渡时代”
。
于是对当时社会的变更作了情绪化的描绘，认为中国数千年来总是原地不动、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不知道过渡时代是什么样子。
由于受到西学东渐和19世纪狂飙突进的冲击，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整个民族才走上了艰苦的过渡之道。
但是，我们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来看，文化革新思潮已经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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