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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的花鸟画采用勾勒填色的技法，称为“勾勒法”
，其画风称为“黄体”
，演变为后世的工笔画;江南以徐熙为代表，他的花鸟直接用色彩点染，不用墨笔勾勒，称为“没骨法”
，其画风称为“徐体”
，演变为后世的写意画。
黄、徐二家画风各别，内容迥异，世有“皇家富贵、徐熙野逸”
之称。
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其花鸟画尤为突出，风格工整艳丽、高贵优美，是院体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有《芙蓉锦鸡图》等。
宋代还兴起了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四君子画”
，代表画家有文同、苏轼、郑思肖、杨无咎等。
“四君子画”
在元代大为盛行，为了表达画家的情趣，作者往往在画面题诗，以诗文点醒画面，书法、绘画相映成趣，形成文人画的独特意味，其中，倪瓒、黄公望、王蒙、吴镇被称为“元代四大家”
，元代后期，花鸟画出现了避繁就简的画风。
“个性主义”
在明代的花鸟画发展中相当突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意写境，一是借古开今。
前者以徐渭为代表，蔑视传统，不守规矩;后者以陈洪绶为代表，汲取了丰富的民间艺术营养。
二者画风虽有不同，一个是“写”
，一个是“工”
，但都力求突出个性，发展个性。
清代的花鸟画由于受统治者高压政策的钳制，形成一种仿古的风气，或者逃避现实，以一种怪异的风格出现。
前者以王时敏等“清初六家”
为代表，后者以石涛、八大山等人为代表，手法夸张，形象怪异，以抒发内心的幽愤。
“扬州八怪”
继承了他们的精神，艺术上构图简练，造型突兀，画面奇特，笔法刚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
清代末年，在江浙、上海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画家，显示了江南文化的昌盛，以任伯年和吴昌硕为杰出代表。
任伯年的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吴昌硕把书法、绘画、金石篆刻融为一体，卓然成为一大家。
随着中国画的逐步发展，中国画论也慢慢成熟起来，它既是绘画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审美心理的挖掘和描述。
大抵来说，先秦两汉处于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出现理论，隋唐五代形成体系，宋代进一步精深，元以后继承和发展。
具体来说，中国画论着重讨论的是形与神、诗情与画意、心师造化与迁想妙得、六法与四格、南宗和北宗五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画注重气韵和神似，始于顾恺之的“传神论”
，欧阳修、苏轼等人加以发挥，清代以来又发展了这一理论，石涛说“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
变幻莫测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
，提出了“不似之似”
的境界，齐白石承此提出了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理论，阐明了绘画的真谛。
宋代由于禅宗的兴起，人们对艺术的鉴赏大幅度提高，遂有苏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的品评，从形成中国画论中的诗情与画意理论。
“诗中有画”
是指诗的意境鲜明如画，“画中有诗”
是指画中有一种诗的意境美，诗画都描绘一种境界，抒发一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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