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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形成，就可以看出这种由京师到中原再诸夏的推扩意义。
“中国”
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
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周代文献中，是指京师（首都）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
当《尚书》上出现“中国”
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
了，“中国”
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
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指华夏诸民族居住的地区。
战国兼并，以至秦汉统一，中国整体文化格局才形成。
大汉王朝声威煊赫，强烈的自信心鼓舞知识分子提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春秋大一统政治理想。
当然，通过行政管理在实际意义上达到六合同风，并没有淡化以帝王为中心的意识。
汉代的知识分子更加确信以帝都为核心的华夏诸民族居于土地正中，日月照临之下，饱受天地正气。
这又是由帝京中心文化推扩至华夏中心的文化观念。
画野分州还贯彻了一种重人治、重会通的礼德思想。
古代划分行政管辖区，固然包括政教、军事、刑罚等方面，但因人治礼，德教为先仍然是主导的思想宗旨。
秦汉以后，帝国强大，专制日益炽盛，统治者以重敛为富国，卒众为强兵，拓境为大业，远贡为盛德，所以更引起学者追慕上古画野分州重德治的传说，并以此为现实的指导。
他们坚信道德就像春风一样可以吹绿大地，远播四方，边境的蛮夷之辈将会闻风而化。
武力的威慑纵然得逞一时，而德化的羁縻政策会让四海之内均为自己的臣民，听命于己。
这种德化思想从文化意义上掩盖了划分政区的专制意志，从而形成帝京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认同，从因地制宜的地域文化观上升到整体文化的会通。
仿佛百川虽然异趋，然必汇于大海，这样九州大地才没有洪水泛滥之患;万国虽然殊途，如果都能和华夏民族通好，那么天下太平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历代行政区划分总是很严密的，中国古代对土地管理的重视由此可窥一斑。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人重视了陆地，却相对轻视了海洋。
中国的地理形势是负陆背海，以大河大陆为主体，所以中国古人的地理观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与埃及等重视海洋的海上民族。
中国古人并非没有海的意识，前面提到的《山海经》与邹衍的“大九州”
观，都是那个时代人们对海洋的描述和想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四海”
的观念没有国家所管辖的海域意义，而是指汉族以外偏远的少数民族居处的地方。
在元明海上交通开启之前，古人对海洋的认识，除了客观记述外，主要表现在命运避风港与理想仙境两个方面。
孔子慨叹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在大地上实现，他将驾一叶扁舟漂流海中;喜欢幻想、追求自由境界的李白对“烟涛微茫信难求”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海上神山满怀着虚渺的想象。
这种重理想、轻实用的海洋观，直到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宣扬大明王朝的声威之际才有所变化，海运的益处渐渐呈现在文人的笔下。
但郑和下西洋不久，就遭到目光短浅、封闭固陋的朝臣反对，他们只是夸张地看到此举只会费钱粮千万、死军民上万，除了带回几件海外珍宝，对国家有什么样的好处却不是他们的眼界能揣摩到的。
此后明清两朝的政策仍是海禁大于海运。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线，他们的努力开辟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但在二人之前六七十年就开始海上活动的郑和，他的壮举在他死后却随他埋进了坟墓;此后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郑和。
明清时代统治者保守落后的思想，中国文化久远的重陆轻海地理观的深沉积淀和影响，恐怕都是我们后人需要质问和反思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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