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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南北之分只是在某一文化层面的相对之论，秦、汉、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南北交通与儒道互补更是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向，所以我们在关注地域文化与南北文化的差异时，还应该重视大一统帝国政治图式的帝京文化。
中国古代地理类著作在分类时，编排的次序有先后的不同。
一般是宫殿类摆在最前，其次是总志，次都会郡县，次边防，次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
把宫殿、都会类摆在前列，显然是大一统文化为历代学者重视的结果。
古代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是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体，也就是宫殿所在的帝都，这样就构成了历史悠久而且为人钦羡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帝京文化。
古代都城制度最为严密，因为都城（或称国都、京师、京都）是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所以国家不允许地方的城市在规格上超过它。
春秋时期，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心怀不轨，有意和郑伯宫廷对抗，封地城市的规模超过了都城。
按当时的规定，国家最大的城市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是五分之一，小城市是九分之一。
大臣们认为不合礼制的城市必将给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请郑庄公务必小心防范。
这说明国家对地方城市有严格的控制，以确保全国首善之区京师在规模上有压倒性的优势。
图1-2-9故宫
选择好的地址为都城，这是新建政权的首要问题。
为此，有时还要不断更换京师。
早在三代，传说夏朝先后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安邑（今山西夏县）、帝丘（今河南濮阳）等地。
商朝由于水患，迁都频繁，始建都亳（今山东曹南县），后相继迁于嚣（今河南荥阳东北）、相（今河南内黄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庇（今山东郓城北）、奄（今山东曲阜）与殷（今河南安阳西）。
根据考古发现，这些都城还类似大型聚落。
有史料记载的都城建设始于西周，周文王定都于沣水西岸的丰（今陕西户县东），称丰京。
周武王迁都东岸的镐（今陕西长安县西南），称镐京或宗周，与丰京合称丰镐。
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之后，史称东周。
洛邑有王城和外城之分，王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百里，颇具规模。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王国都城都非常富丽宏大，如鲁国的曲阜，齐国的临淄，晋国的新田，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安邑与楚国的鄂都等。
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帝都建设开始相对稳定，例如秦的咸阳、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六朝的建康（南京）、唐的长安、北宋的东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元代的大都与明清的北京，都成了各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
古代史书和一些都城志记载了大量文物制度和史事趣闻，而对以帝京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则描述很少，相比之下，历代文学作品对帝京文化的宣扬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选赋十五类，首列“京都”
，第一篇是班固的《两都赋》，第二篇是张衡的《二京赋》，都是宣扬两汉首都长安与洛阳的帝京文化的典范之作。
东汉第一任统治者刘秀是南阳士族豪强的代表，他从关东士族豪强的利益出发，建都洛阳。
这引起了关中父老的不满，他们要求朝廷迁都长安，而极力贬低洛阳。
班固持反对意见，为此创作了《两都赋》。
其中《东都赋》颂扬了光武帝刘秀的功劳，又叙述汉明帝崇礼仪、明教化，修建洛邑，以及田猎、祭祀、朝会和宴饮等盛况，以此和代表关中父老观点的西都宾仗险阻、夸奢丽、恣游猎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政治和地理形势等方面说明建都洛阳的正确性。
张衡《二京赋》以京都为主体，对整个大汉帝国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宗教、历史、艺术、礼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
描写长安三辅景况，不限于地理形态，而是表现出一种掩压前修、君临万邦的态势，是大一统文化的象征。
赋中极力刻画东汉王朝的各种典礼，充分显现那种帝国雄强、文德武功、礼乐彬蔚、四方宾服的帝京文化风采。
继班、张之后，历代都有京都赋的创作，如晋左思《三都（魏、蜀、吴）赋》，唐李庾《两都（长安、洛阳）赋》，宋周邦彦《汴都（开封）赋》，元黄文仲《大都（北京）赋》，明桑悦《两都（北京、南京）赋》，金幼牧《皇都大一统赋》、陈敬宗《北京赋》，清乾隆皇帝《盛京（沈阳）赋》等，无一不是表现统一帝国文化的雄张气象。
这是不能依据地域文化或南北文化概念来加以分割的。
三、政区与文化
作为以内陆为主体的大国文化，因地制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文化构建的思想主旨，所以画野分州的行政区域的设置，集中体现了帝京文化对地域文化的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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