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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论述《九歌》时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
其事迹虽然难以考实，但是屈原润色民俗鄙词而为文人雅歌，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其后文学创作，如汉宫廷大赋，则有民间谐隐的远影;南朝民歌，则促进了梁陈宫体诗的产生;唐代民间曲子词，则渐成文人雅好;宋元勾栏戏曲演唱，则衍生出诸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高雅精美的作品。
而从文学批评来看，北宋初期文人视为“诗余”
而羞于传世的小词，很快就受到词论家的重视，清人焦循列之为有宋一代文学，与汉大赋并美。
至于被明代一些保守文人视为胡元之“陋”
的元曲，也因士大夫的偏好、参与，成为一代正统文学，王国维将其并于汉赋、唐诗、宋词，称为“一代文学之胜”
，同样是历史文化现象的实录。
雅文学、俗文学作为互动的双线，其平衡状态决定了文学发展的前景，明清诗文的衰落，一在八股取士，一在民间资源的失落，正是平衡态破坏的结果。
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在于士大夫的雅化与宫廷文学的崇高，这又当位于地域文化与帝京文化的关系中、特别是由区域文化向一统文化演进的过程去认识。
在文学的因承复古与变革趋新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文士往往认为“六经”
之文，诗骚传统，多以复古面目出现，然演绎其意，复古又无不兼容革新，形成互动。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推动文学发展或变革的力量，并不在于一味求新之论，而是历次发生的所谓的复古运动，如陈子昂、李白的“复古”
推动了唐诗的发展，中唐迄北宋韩、柳诸家的“复古”
促进了散文的巨大变革。
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指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法。
忘今制奇，参古定法”
，可以说是对复古与创新之间交替、渗融关系的凝炼概述。
纵观历代文论如扬雄、王逸、刘勰的论述、唐宋古文运动理论以及明代前后七子的诗文评论，无论是个人还是流派，其于复古中蜕变的理论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被奉为正统的文论家如此，即使有异端倾向的批评者也尝假复古以明新义，如金圣叹读《水浒传》第三十三回有段批语评元人杂剧说:“盖昔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绝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呼，有应，有顿，有跌，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
他的论点与刘勰的“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
之说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文学的复古传统，与政治文化的“托古改制”
的传统相埒，而文学思想于复古中蜕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于继承中变革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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