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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古代文士的审美高标，如桐城派文人戴名世倡导文章“道、法、辞”
与“精、气、神”
的统一，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
的兼备，均是从论文角度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本质与文人心境的表述。
从广义的文教功能来看文学，自诗、骚创作已经呈现出文化气象与人文意志的融合与分离，无论是盛世还是衰世，文人创作或美或刺，在整体上都是兼综文化气象与人文意志的，而在盛世文学中出现的“讽而反谀”
、衰世文学中出现的“哀伤”
、“颓废”
，则又呈现出二者的分离，从而受到文学批评家的指责。
以盛汉文学为例，其文化气象包括了国力昌盛的一统态势和五彩缤纷的多元情态，而人文意志又是汉人一以贯之的以广泛的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性情之本，而从汉人的创作审美经验来看，二者的协调在西汉盛世时期较为完整。
如大赋家张扬大汉声威，并将时代之“大美”
形象从物质世界投射于创作心理，表现出了“尚美”
之中“归之节俭”
的民本思想。
同样，繁盛于时的乐府诗以“雅”
与“俗”
的交融为特征，其感于哀乐之情，也是人文意志的反映。
而博采“赵代之讴，秦楚之风”
以“观风俗”
，则又是大文化气象的表现。
当然，即如盛汉，群体之“大我”
与个性之“小我”
发生冲突时，也体现了文化气象与人文意志的矛盾与分离，司马相如托怨情于《长门》，司马迁寄悲愤于“畸人”
的文化心理，就是典型的反映。
所以无论盛世文学，还是衰世文学，古代作家和批评家均追求一种道德与文艺合璧的中和之美，这是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文学创造的旨归。
在中国古代，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交互与发展，往往标志文化大、小传统的演进。
可以说，没有民间俗文学的资源和滋养，也就没有文化的更新与发展;同样，没有士大夫雅文学的出现，也就不存在代表高度文明的精英文化。
由于中国文学在文化的轴心时代已经基本形成范式，也就在历代文人心目中出现以诗文为正统、以民间文化传统浓厚的如小说、戏剧为旁系的观念，这也就引起了近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严厉批判。
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倡戏剧研究，以“时代文学”
与“正统文学”
相对抗时指出:“‘正统文学’之害，真烈于焚书之秦始皇!文学有正统，故人不识文学，人只认得正统文学，而不认得时代文学”
，于是胡适假设了“双线文学的观念”
，即“一个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一个僵化了的死文学”
，这是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一种“文学革命”
理念，因而缺乏历史的辩证。
事实上，雅文学、俗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基本属于互动系统，只是以雅化俗成为提升文化品位的主流，而正统文学与时代文学也没有区别的鸿沟，涌动于民间的俗文学属于时代，提升雅文学的作品也反映时代。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高雅文学均不同程度地源于民间文学，以《诗》为例，十五国“风诗”
即是民歌的整理，即使是周王室的“雅”
乐、“颂”
歌，也保留着上古巫舞娱神的影子，而屈原创作的《楚辞》，更是由地方民间文学融会于传统文学之中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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