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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与《诗》相比，《骚》起于战国末世，更具变世文化特征，王逸《楚辞章句》的“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正着意于此，而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以“变乎骚”
立论，在推崇屈骚得“江山之助”
的同时，也对其承《诗》而变的时代特征加以关照;其次，屈原之楚骚于南方文化之外，也兼容了中原北地文化的理性与情感，遂成奇文。
对此，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认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形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王国维所说的屈原得助于北方人的感情，实质上包含了北方学派的人文理性与积极入世的思想，也就是说，屈原一方面以理性精神改造荆楚旧神如《九歌》，以象征其人格;另一方面改变南方文学的如楚狂接舆类的冷性遁世人生，代之以“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的热血用世的人生，同时，楚骚的尚辞重文的观念，也与周室的尚文思想进程同步，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文化主潮，而与“无文”
的秦国形成观念的对立。
基于此，历史学家所说的“亡秦必楚”
，以及汉人多以秦亡为鉴戒，且复兴楚骚与楚文化，当不限于政治，而应具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
由此，《骚》与《诗》同有人文演进的文化大传统，二者比较，《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在以下三方面更具特色。
一是深层的忧患意识，充分显示了其文学出于衰世的文化征象。
如果说在中国古代先哲思想中忧患意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诗人的心灵充满忧患又为人类共同情绪的写照的话，那么，屈原的楚骚正是兼取哲人之思与诗人之心、最早采用文学形式全面反映时代与人生忧患的不朽之作。
关于屈原的忧患人生经历，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述具存，而班固《汉志》的“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而贤人失志之赋作”
，皇甫谧《三都赋序》的“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
，林云铭《楚辞灯》的“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
诸说，则异代同心，都是通过战国世变之忧患关照楚骚情变之忧患，以阐明其“幽深郁结，清苦茕独”
的创作苦心。
正是《楚辞》这种“忧深思远”
强烈的意识，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原创性的生命感**力量。
二是强烈的个性情感，以其傲岸与谲怪，表现出与群体生命的和谐意识不尽相同的文学个体生命意识。
从历史观出发，屈原“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的个性，显然是变世精神的表现;从审美观出发，屈原面视斑驳剥漫的忧患现实时自尊自重，贞刚澡雪，扬举个性，既将殉道、殉情的人格寄托于神奇浪漫的文辞，又以活泼而崇高的诗灵予后世文学的演进以无限的启迪。
司马迁由于替李陵说情而惨遭腐刑时，引刘安《离骚传》中的“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嚼然而不滓”
的话赞美屈子的人格，表现的却是自己桀骜奇崛的文学个性;刘勰出于变世文化观在《文心雕龙·辨骚》中弘扬“不有屈原，岂见《离骚》”
的精神，表现的正是他于浓重的宗经文化意识中萌发出的理论个性;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称颂“屈子辞，雷填风飒之音”
，同样表达了其对先哲个性与人格的追慕。
历代文人身处逆境所抒发的文学个性，常融贯着对“《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使有是至言”
的领悟，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增添了风姿异彩。
三是哀怨的悲剧色彩，使得屈原成为中国古代感伤文学的源头，并以其特有的崇高人格提升了文学的情境。
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感慨“哀如屈原”
，的确，《离骚》就像一曲悲歌，不断撞击着历代文人骚客的心灵。
《诗经》中已不乏悲哀的讴吟，然而，文学史上真正将全身心投向哀歌创作的唯有屈原，这也正是屈原的特殊贡献。
从《离骚》等哀歌创作来看，它一方面因为感世而作，唱出了时代的悲哀，从而具有了史诗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因为其将历史的悲哀融入浪漫的描绘，从而具有了抒情诗的性质，显出悲剧意识的崇高美。
对于屈骚创作中的“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疑”
的悲天之疑和“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
的悯人之虑，昔人多通过《诗》《骚》的比较以见义，如明人陆时雍云:“诗道雍容，骚人凄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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