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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魏晋风度所代表的生活姿态和生活理念固然有颓废、放纵等消极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在一种个体追求人性张扬、探寻人生真趣的积极一面。
魏晋风度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举止与言行上，有多种多样的样式与形态，或服药炼丹，或饮酒任气，或评品人物，或越礼任性，或**无羁。
以“竹林七贤”
而言，阮籍常常驾车沿道任意而行，至于路尽头处则放声痛哭，哭毕而返。
他听说步兵校尉营中藏有美酒，就主动求此职位，每日以饮酒为欢。
邻家有少女美，未长大而病死，虽未相识，却径造其家，扶棺哀恸不已。
又善为青白眼，“白眼”
以待世俗小人，唯对“风姿特秀”
的同道中人嵇康“青眼”
有加。
嵇康为人一样潇洒不羁，因谗言而获罪，有三千太学生前往刑场为之求情，嵇康神情自若地抚《广陵散》一曲，然后泰然就死。
至于刘伶，以嗜酒闻名，酒醉则**而卧，有人以不雅相诫，答道:人生本**而来，我以天地为外衣，以房屋为贴身内衣，自是相宜。
你没事跑到我的内衣里来啰嗦什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要是说魏晋士人最有代表性的体悟玄真的方式，则是静室清谈和山水畅情这两种。
在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王羲之所言“悟言一室”
与“放浪形骸”
，极形象地概括了魏晋士人清谈明性和山水畅情的两种行为方式。
这两种行为从时间上看，魏、西晋间士人偏重于清谈明性，而东晋士人则更喜好寄情山水。
在魏晋时代的士人那里，挥塵清谈既是他们虚静悟道的生存方式，也同时带有一种自觉的学术探讨色彩。
清谈从形式上讲，来源于东汉后期以来品评人物、讥弹时事的清议风气。
魏晋玄学家们沿袭前贤的做法，又从老子那里借来“虚静”
之说，从庄子那里借来“心斋”
的概念，在相互来往中谈玄论道，辨名析理，希望通过冥思玄想，达到一种得意而忘言的玄妙悟道境界。
正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阮籍在《清思赋》中，就曾描述过自己体悟玄境的感受:“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摇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魏末晋初，以清谈著名的玄学家除了王弼、何晏以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等，其余如裴徽、荀粲、傅嘏等均为通玄之士。
玄学的许多重要命题和主张都是他们在此期间提出的，清谈明道是此时士人的一种重要社会交往和表现自我的方式。
玄学家们因为具体才情的不同，在谈玄论道中不免各有偏胜，或有能在其间进行调和者，往往赢得高誉。
《世说新语·文学》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
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至东晋时期，清谈玄理仍是士人的喜好，只是较前朝相对游离政治，由明性豁情而趋向风神意趣之审美，更加倾心于空灵、神韵。
试观卫玠清谈的两则事例。
第一则见于《卫玠别传》，说王澄为人一向比较骄傲，世人多难入其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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