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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言意之辨 玄学清谈及玄理探求(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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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主要看郭象的玄学主张。

魏晋玄学发展到东晋时代,进入了终结期,代表性玄学家有张湛、支遁等。

其中,张湛可以看成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观点庞大驳杂。

而支遁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僧人,援佛入玄,对魏晋玄学的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所以,就玄学的学术发展而言,支遁更能代表东晋玄学的突出特征。

因而,我们将以支遁为例,论述东晋玄学的特点。

西、东晋之交,佛教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在东晋时代成为主要的思想潮流之一。

而佛教与玄学两家都是以人生解脱为根本目的的,即便二者的具体解脱思路有异,理想归宿不同,但在探求人生之本真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所以,在佛教日益扩张的情况下,佛学与玄学之间产生相互的影响,或以玄释佛,或以佛解玄,也自然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

因此,东晋时代的玄学,我们可以将它称为佛玄阶段。

东晋时期的佛、玄合流可具体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重在用玄学思想来解释佛经义理,即是用中国固有之思想观念来阐发外来的佛教大义———这主要是佛学传播的问题,我们这里不详加讨论。

后期则是援佛入玄,以佛解玄,用佛家的某些观点与理论来阐释玄学精义,典型代表是支遁的“逍遥义”

我们知道,“逍遥”

本是庄子哲学中的基本概念,郭象等都曾做过专门解说,认为逍遥就是一种个体的率性自适。

支遁站在他僧人的立场上,对庄子的“逍遥”

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逍遥并非某种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对物质欲望的超越。

逍遥游的境界也不是以感观的快乐自适为标志,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支遁对郭象逍遥解说的纠正,从理论上对西晋以来的放达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魏晋玄学家所关注的话题,除了上面在玄学四阶段中提到的外,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论题值得一提。

比如养生论、声无哀乐论、言意之辨等,在当时都曾引起很热闹的争论。

其中,养生论是关于个体理想人格的探讨,从正始时期的王弼、何晏到竹林期间的嵇康、向秀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当时流行的清谈话题,表面上是音乐话题,实质上涉及的是美学问题。

而“言意之辨”

的命题来源于“三玄”

中的《周易》和《庄子》,原话是这样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周易·系辞》)“筌者所以在渔,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们由此加以生发,对言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哲学思辨意味的争论,这种争论对后来中国古代的相关文学理论颇有启发意义。

四、玄学与魏晋风度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可以说对当时士人生活的姿态和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或者也可以说魏晋玄学是当时人们生活态度的一种学理性总结,也即这二者之间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

魏晋时士人们受玄学影响或玄学由之进行总结的这种社会生活姿态,习惯上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

所谓魏晋风度,顾名思义,是指魏晋士人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价值追求等的外在表现。

从字面上看,风是指风神、风韵、风貌;度则是气度、态度、风度。

所以,魏晋风度在本质上是魏晋时期士人群体内在品格的一种美学显现。

但若从价值判断上讲,魏晋风度确实也具有它的二重性,所以后代的具体评价往往争论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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