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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洋枪队），下辖“机枪队”
、“阵地炮队”
、“步兵团”
和“攻城炮队”
编制，都说明了兵种与兵制伴随着时代步伐的演进与发展。
二、兵略与战争
由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宗法君主制的特征，其“家天下”
形态决定了政权的更换多以战争形式完成，所以自传说神农伐斧燧之战以后，数千年来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战略与战术，凸显了我国军事史上的兵略文化。
而从历代战争看兵略艺术，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图2-7-2李广像
二是农耕与游牧两个经济区的战争。
唐代诗人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对汉唐胡汉争锋的边塞战争的描述，其中讴歌了汉飞将军李广抗击匈奴的威名。
其实历史上针对草原民族的进攻与防御，早在先秦就已存在，如《诗经·小雅·出车》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就是周朝筑城“拒胡”
之事。
抗击匈奴的战争，以汉武帝一朝最为激烈，也是由自汉初匈奴南侵到汉军反击的战略转移的阶段。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帝王。
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起，对北方匈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反攻战役。
这次战争规模较大的进行了十一次，前五次得势，后六次失利，其中兵略运用的得当，起了关键作用。
以前五次战役为例，第一次是反击河南，采取了胡骑东进，汉军西击策略，首战告捷。
第二次是袭击右贤王庭战役，采取了神速进军，夜战取胜的战术。
第三次是攻击单于本部，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正面攻克的方针。
第四次是袭取河西（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之战，采取佯攻北庭，掉头西向的突袭方法取胜。
第五次是复入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使“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资治通鉴·武帝元狩四年》），成为汉武帝反匈战争的巅峰。
而汉军能够取得多次反匈战事的胜利，又与武帝的前期战略准备相联系。
首先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征选兵员。
其次建设骑兵，选拔善战的将校。
再次修筑通往雁门的道路，为大军进发提供保证。
同时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也做出备战所需的积极准备。
随着历史的演进，在宋、金、元三王朝的时代，草原民族又在战略上取得了明显优势，其中从辽（契丹）、西夏到金（女真）、元（蒙古）皆因娴熟骑兵集团的作战战略，取得了诸多成功战例。
而蒙古军队在消灭金、宋的战役中，又采取了诸如分进合击，大规模迂回作战的方式掠地取胜，同时由专务乘乱、掳掠剽窃转向筑城列障、就地屯田，为夺取全国政权获得战略的保证。
同时，两宋为抗击金、元草原民族的南侵，除了发展骑兵，还借助水域天险（如洞庭湖、长江）发挥水战优势拒敌，客观上发展了我国古代水军的战斗能力。
三是从内陆兵战到海防水战的转移。
我国自唐宋以来海上交通的开辟，既发展了海上贸易，又增加了海疆的军事行为，尤其是由冷兵器转向热兵器时代，中原政权对北地草原民族的防守已转向东南沿海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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