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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地缘政治: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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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与文化
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才”
之道中，天与人的关系构成文化的终极伦理，地与人的关系则属于环境伦理。
中国古代的政治，因地制宜，因俗治人，首先源于崇天而重地的思想。
从古老的氏族板块文化到流行于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地理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亘古常新的课题。
在世界文化史上，注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
西方学者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气候决定论，他指出居住在寒冷地带以及欧洲的民族虽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是缺乏智慧和技术，因此他们虽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但没有政治组织能力，不能统治其他民族。
亚洲民族虽然十分聪明，但缺乏勇敢的精神，因此他们永远处于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
而居住在他们之间的希腊民族，性格具有两者的共同优点，既有勇敢的精神，也有智慧。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阐述了由于各地的气候不同，造成各民族心理状态和气质性格的不同，而这些差异又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如在寒冷的气候下人们有较充沛的精力，坦率诚实，勇敢而有信心，这种心理气质造成自由的政体;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则颓唐懒惰，胆怯无力又完全被动，容易成为奴隶。
人的道德高低，犯罪与否，也完全为气候条件所左右。
哲学和美学大师黑格尔视地理环境为世界历史的舞台。
在他的观念中，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也是不同的:居住在广阔的草地和平原的民族过着游牧生活，这些人显示出好客和劫掠两个极端，他们时常集合为大队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下便激发为对外战争，所过之处往往满目疮痍、遍地瓦砾;生活在平原流域的民族，由于土地肥沃，气候变化有序，一般从事农业，所以有关土地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这样的民族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居住在沿海的民族从事商业，追求利润，这样的民族智能兼备。
这些理论都强调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巨大作用，因此被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
。
与此相同，中国古代学者早已深明地理与文化的关系。
《管子》《礼记》中记载了这类思考。
我们的古人以朴素的眼光认识到土地是万物的本源、一切生命的载体，美、恶、贤、不肖、愚、俊以及不同的风俗都因此而产生。
水土的不同，形成各具面貌的民族性格。
比如管子这样分析当时各地区各邦国的不同，他认为齐国的水流迫急，那里的人就贪婪、粗暴而且好勇;楚国的水柔弱而清净，人们就轻捷、果断而敢作敢为;越国的水浊重而侵蚀土壤，人们就愚蠢、妒忌而污秽;秦国的水浓聚而迟滞，淤浊而混杂，所以人们就贪婪、残暴、狡猾而好生事;晋国的水苦涩而浑浊，所以人们就谄谀而包藏祸心，巧佞而好财利;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所以人们就愚憨而好讲坚贞，不怕死;宋国的水轻强而清明，所以人们就淳朴平易而喜欢公正。
这种观点接近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图1-2-1管仲像
当然，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忽略物质生产的中介，自然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的不满，从而出现了以心智说驳地理决定论的文化思潮。
而在我国古代，已经有学者认识到虽然人非水土不生，但并非完全受水土的限制。
人性虽源于天赋，但从京城首善之区以至沿海边缘地带，凡是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会因君主的政令和师长的教化而改变习性。
政令教化和水土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梁启超说，如果地理能支配历史，那么五百年前的美洲，地形气候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为何它的文化却判若天渊呢?
其实，中国古代，由于“三才”
理念的成熟，对人、地关系也如天人相与一样，学者多持圆通的论断，这可以从人对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利用和历代地理学论著中窥其迹象。
中国所辖疆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鲜明的特点。
中国的西北是帕米尔高原，崎岖的山路和严寒、干旱，构成古代一个难以逾越的大险;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的江河，又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障碍;北方寥廓无际的草原与沙漠，也阻隔了各民族间的沟通;加上黑龙江东部至东南沿海的二万多公里的海岸，四周都是天然的屏障，形成了中国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
这一地理单元由西向东形成三大阶梯。
第一阶梯是西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
第二阶梯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等，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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