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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史上，如果说汉代是继先秦诸子学纷争之后以经学形式完成的一次学术会通，分歧只是表现在今、古学之争，那么，唐代又是继魏晋南北朝学术纷争后进行的学术重整，这时文化政策的崇儒、尊道、礼佛为三教会通的明显特征，但学术歧异也在争辩三教的优劣。
尽管唐代文化政策较为宽松，不过三教抵斥的现象也非常明显，重要的有唐初傅奕反佛、武周崇佛斥道、韩愈在唐宪宗时上表谏迎佛骨以及唐武宗灭佛等事件。
其中唐武宗灭佛即内含了儒、道与佛学的争锋。
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事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称之为“会昌法难”
。
促使武宗灭佛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寺院经济的极端膨胀。
由于中唐时期特别是唐宪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极盛时期。
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不仅触犯了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形成了同皇权利益严重对峙的可怕局面。
此次灭佛也与武宗的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
唐武宗本人崇尚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即位之初，就召集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进入宫中，修建金箓道场，并前去亲受法箓。
次年又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道教。
在提倡道教的同时，不断下诏限制佛教。
在当时宰相李德裕等人的赞同下，会昌五年，唐武宗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
三月，敕令天下寺院不得设置庄园，并令盘查清点天下寺舍奴婢和财物。
同时将城中寺舍的奴婢分为三等，分别收遣。
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诏，突出强调由于全国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耗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破坏法纪，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
这道诏令对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的佛门子弟给予了最为致命的打击。
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这次灭佛对佛教的打击相当沉重，全国共有4600座寺庙被毁，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
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人之多，没收寺院肥沃田地数千万顷，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
但唐武宗毕竟是个特例，统治者需要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
所以宣宗上台之后，又下令恢复佛教，佛教继续流行。
图4-8-1《三教图》
与三教之间的斗争相比，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已经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从儒学方面来说，早在隋代，王通站在儒教的立场，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
的主张，力图用儒家学说来调和佛、道二教。
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哲学家柳宗元，虽然也怀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但他不赞成韩愈的排佛行动。
柳宗元从小好读佛经，他发现佛教思想中也有不应排斥的因素，这些思想往往与《易》和《论语》相合，其观点并非与孔子完全对立。
刘禹锡也主张佛教应当与儒学地位相等，儒学以中庸之道治理民生，而极少谈及性命之学，世道衰微的时候容易被人遗弃，所以儒学适宜于治世;而佛教以彼岸世界救众生于水火，因此乱世反而容易为人接受。
二者犹如车轮和车辕，表面虽异，而相辅相成行道致远的功用相同。
韩门弟子李翱在政治上虽继承乃师的排佛主张，但理论上却援佛入儒，将佛教的法统观念和心性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了对宋明理学具有启发意义的道统说和复性论。
佛教方面，此时它吸纳了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观念。
唐代注重孝道，太宗亲自注释《孝经》，于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强调忠君孝亲等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以及所谓的“孝僧”
，名僧宗密找出了儒释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崇尚孝道。
对于唐代奉为国教的道教，佛教自然不会置之不理，天台宗将道教长生的内丹法纳入佛教止观学说中，并把成佛的基础建立在成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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