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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殷商巫史合一到西周史官制度的建立，这其间由史官而史学所呈现的基本精神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基础。
其一，中国学术原本天人合一，故人神杂糅，但以人为本，因人体天的人本主义思想，已经在史官文化中有所表现。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神”
降于莘地，周惠王向内史过询问其故，历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
内史过的回答是: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事。
国家将要兴盛，其君明察一切，中正无邪、精诚廉洁、惠爱仁和，其德足以昭显于神灵，其惠足以协同其民众。
神灵享受其祭品，百姓听从其政令，民神无怨，所以明神降临到他那里，观察其政德而普遍地布施福气。
国家将要灭亡，其君贪婪、邪恶、**佚、不理朝政、粗俗、暴虐;他的政治腐败丑恶，祭品的馨香不能上达于神灵;他的刑法欺诈诬罔，滥杀无辜，百姓怀有二心。
明神不接受他不洁净的祭品，而百姓则怀有叛离的想法。
百姓和神灵都痛恨他，无所依怀。
所以神灵也要来到这个地方，观察他的暴虐而降下灾难。
所以，有时候见神降临而兴盛，有时候见神降临而亡国。
从前夏朝将要兴起的时候，火神祝融降于崇山;夏朝灭亡的时候，火神回禄出现。
商朝兴起的时候，鲧驻于丕山;商朝灭亡的时候，神兽夷羊在牧野出现。
周朝将要兴起的时候，凤凰鸣于岐山;周朝衰败的时候，杜伯的冤魂在镐京射死了周王。
这些都是明神降临人间的历史记载。
内史过的观点颇具典型性，他承认“神”
的确存在，神灵可以降临人间，但同时又借史说明神灵降福还是降祸，取决于君王的德行，而判断君王德行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勤于民事。
内史过的观点，显然代表了轻鬼神而重人事的人本治乱思想，是史官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想的表现。
图4-1-4司马光像
其二，政治与学术交织，且以政治统率学术，也是史官文化遗留下来的学术传统。
历代史官，皆不仅为保存史料而设，更重要的是为起到资治、借鉴、垂训治乱兴衰的作用，从而使其成为统治者决策时的智囊和参谋。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史学可以帮助统治者建立“盛世”
，他常以“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
的名言告诫大臣们重视历史的垂训作用。
历史上新兴王朝常常撰修前代国史，也是出于此意，即所谓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
而史学的政治主体意识，在史著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如历代正史，首卷必是帝王本纪，其尊王意识不言而喻。
从史学的政治意识看政治对学术的支配，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政治人物对学术的调控。
历史上这类事件屡屡发生。
秦始皇为巩固秦王朝的统治，采纳李斯的建议，除了医药和卜筮种树之书，其余书籍一律禁止在民间流传，这就是政治对学术调控的表现之一。
而历史上，政治人物对学术的控制，尤其表现在对史学的控制上，如班固就曾因私撰国史获罪入狱。
南宋时期，李光父子因著野史而被贬官流放，并因此使众多朝官遭贬抑。
而明代叶惠仲重修《太祖实录》时因本着史家良心和道德，如实记载“靖难”
事件，触怒明成祖而被族诛。
清代庄廷鑨编修《明史钞略》，不用清朝年号，而只用南明年号，遭到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株连甚广，很多无辜者惨遭杀戮。
凡此种种，都说明统治者对史学的调控与利用极为重视。
二是史学家或学者借撰史论学以指导帝王实行仁政，有效地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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