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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室不仅在中央设有史官，而且在诸侯，甚至是卿大夫的领地内也设有史官。
有些诸侯国的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
如周初，周公之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其中就包括“祝、宗、卜、史、备物、典策”
。
正因为这个原因，鲁国历史较别国的记载更为详细。
后来司马迁作《史记》，著春秋各国世代年数，唯有鲁国的年数可以上溯到周昭王时期，这与鲁国的史官设立较早有很大关系。
其他诸侯国亦有史官，如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郑国有太史;秦国、赵国有御史。
各诸侯国史官有名可考者如:晋国有史赵、董狐;楚国有倚相、史皇;赵国有史墨。
各国史官留下的历史著作有齐国之史《齐春秋》、燕国之史《燕春秋》、宋国之史《宋春秋》、郑国之史《郑志》《郑书》、晋国之史《乘》、楚国之史《梼杌》、鲁国之史《春秋》。
西周王朝如此众多的史官及史书，说明了当时史官制度已非常发达，事实也是如此。
西周王室非常重视史官，甚至周代的官制职任统以史官称之。
如《礼记·内则》载史官数云:“王官之史可数者，天官一百四十四人，地官一百九十二人，春官二百六十四人，夏官二百一十五人，秋官一百七十一人，共九百八十六人。
冬官不可知。
又如商肆之史，无数可稽。
合之，殆不在千人以下也。”
而史官之职守，亦颇为广泛。
他们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
同时，他们还担负着对帝王的教育、训导。
如《国语·周语上》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
《国语·楚语上》也记载:“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
周代统治者看到了殷革夏命，又经历了“商之孙子……侯于周服”
的历史转折，开始对天命观产生怀疑，对上天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将目光转向现实，并形成了注重人事的历史鉴戒观。
因此，在周初建立了一个对天子多位一体的历史训诫集团，史、瞽便是其中的主要成员。
这种对君主的历史训导，影响到我国后来的整个古代社会，历代帝王都以学习历史知识为其必修课，周围集结着人数众多的提供历史经验的智囊团。
不仅如此，周王室的史官还负有对周天子箴谏、督促的责任。
例如，周成王仅仅戏言要分封武王之子叔虞，史官佚认为“天子无戏言”
，执意要求周成王分封叔虞，终于促使周成王封叔虞于唐，便是一例。
另外，周代的史官有时还担负着祭祀的职责。
所以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文献中有大量史巫、史祝合称的现象，该类文献中亦常言及史官占卜之事。
从上文的描述可知，史官地位较高，对国家政事可以发表独立的见解，这可以视为中国学术思想的独立。
同时周朝史官职掌极为广泛，由此便出现了后世学者因史官制度而以史官文化总结先秦的现象。
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六经皆史”
。
其实，有这种认识的人不止章学诚一人，早在明代，王阳明回答学生徐爱的问题时便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传习录》上）此外，王世贞、李贽、何景明、潘府、顾炎武等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有学者还将这一论点追溯至元代的郝经，甚至东汉。
章氏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论证，认为周代官师合一，六经皆在五官，故隶属于史官。
此后，与章氏同属浙东学派的龚自珍在《古史钩沈论》中对章氏的论点作进一步阐释，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
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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