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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古代数学家的队伍构成看，如张衡、沈括、郭守敬等皆任职太史令，习天文星历诸学;耿寿昌为大司农，管理农业赋税;许商任将，职守工程建设等，都是位居高职的官员。
这又与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据《周官》《礼记》记载，周代就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职守，所谓“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
这也表明了周代史官文化的包容性与影响力。
再由此来看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大多都是与这种政史体制紧密相关的人物，如汉代的司马迁、张衡在科技的成就，关键在他们均居职“太史令”
。
考察汉代官制，太史令居在史官，职掌天文、星历、卜占诸学，西汉时司马迁参与太初历的制定和编撰《天官书》，即与其“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报任少卿书》）的职守相关。
据《后汉书·百官志》，太史令列职“太常”
系，总属“掌礼仪祭祀”
，而“太史令一人，六百石”
，“掌天时、星历。
凡岁将终，奏新年历。
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
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
刘昭注引《汉宫仪》:“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四人日时，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许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请雨、解事各二人，医一人。”
综此可知，如身居太史令的张衡，其科学成就卓异于世，学识广博称著于时，完全取决于他的官职与工作。
这又表现在几个具体问题上，比如张衡科学研究的官方性质，对政教礼治的极度关注，信奉科学，于天文、星历、术算有卓越贡献，好谈灾异，于卦候、九宫、风角、卜占均有研究等。
特别是他在《灵宪》中既表现出科学的理性，又充斥了神学的虚妄，从科学思想来看是一悖论，从他的史官职守看又是十分自然的，而这种矛盾本身，也正是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大特性。
再次，由此政体与“士”
的生存形态，又决定中国古代与国家事务关系密切的学科最为发达，否则即渐趋衰落。
因此，从古代科技分科成就来看，除了天文学、数学之外，如农牧业、手工业、纺织业、冶炼术、生物学、建筑学、地学、医学以及机械制造等，都有卓越的成果，其中最突出成绩当然还是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地学和医学等方面，因为这些方面的科学技术成果与国家政治事务和人生修养保健具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在天、数之学外，我国古代农学成就又突出表现于:一是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二是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三是对农时的观察与掌握;四是对土地的利用;五是农作物的选种、育种成果;六是围绕农业兴盛的蚕桑、园艺与畜牧的贡献。
古代农业的辉煌成就，始终处于自觉的运作中，这包括历代王朝劝课农桑的政策、历代学人治农学而完成的大量农书与对农业生产的理论指导。
中国文化中的“三才”
理论与经营思想，亦因农学思想而发扬光大。
古代地学成就实际包括地理学、地质学与地震学等，《易·系辞》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已表现了地学的重要性。
具体而言，古代地学一在政治统治的需要（战争、防御与管理），一在农业生产的需要（因地制宜）。
其成就主要在:一是地学与行政管理的结合;二是地形地质与都城建设的关系;三是地图绘制的成果;四是中西丝绸之路的开辟;五是因地制宜而建造的工程（如水利工程与长城）;六是对自然与人文地理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流水地貌与人口控制问题等）;七是地震的预测与救助。
我国古代医学与文化哲学的整体性、内省性相关，形成其独特的治疗与理论体系。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基本奠定中医理论基础，即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与天人学说。
至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四诊”
（望、闻、问、切）、“八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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