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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士志于道。”
（《论语·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孟子·尽心上》记载王子垫问孟子:“士何事?”
孟子说:“尚志。”
由此可见，士之尚志达道，均落实于治国修身，所谓“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
（《墨子·尚同》）。
缘此，又构成“士”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几个独特现象。
首先，“士”
所主科技之事被限制于国家事务之内。
这也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国家观念和政治意义的“圣人”
造物的传统。
也就是说古人对科技发展与器物创造持赞美态度，总是喜欢将技术的功用提升到道的境界，以为非“圣人”
莫属。
比如《周礼·考工记》说:“炼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皆圣人之所作也。”
据考古发现，我国先民早在旧、新石器时代即为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器物文明，在古代文献中，诸如《世本·作篇》记录的上古三代工艺发明，《周礼·考工记》记录的春秋时期手工技术，《墨经》中有关先秦光学、力学、几何学的记录，《史记》《汉书》中对秦汉以来科技进步的记录，以及康有为《康子内外篇·民功篇》对“圣人造物”
资料的汇总，可见其详。
但是将这些创造归于“圣人”
所为，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态度的思想错位，这也必然导致了对并非“圣人”
的具体科技人才的轻贱。
如《礼记·王制》云:“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
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
而做不符合圣人规范、统治者需要的“**声、异服、奇技、奇器”
者，则被列于“四杀”
之一。
直到明清时代，王徵、阮元言及西方“奇器”
，尚谓“特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
和“奇器之作”
，“虽小道必有可观”
，其尊圣贱技、重道轻器观念可谓根深蒂固。
虽然历代也不乏从市井、田野寻求科技人才之例，如汉武帝时招募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等参与编定《太初历》，但是最有趣的也正在此尊、贱之间，使中国古代科学的隆替在道技之间徘徊。
科技工作者往往是借助具有政教性质的“圣学”
得以弘展其科技才能，为国家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所以从圣学看科技，应该是观测我国古代科技兴衰的一重要标志。
其次，“士”
阶层是依附于君权而存在，从而出现以君主为中心、以知识层为主体的官僚政体，并决定了古代科技史上知名科学家多为达官显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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