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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人在劳动时，为减少水的阻力，避免水草的缠绕，保护生命的安全，就剪掉长发，出现了“断发文身”
的风俗习惯。
再以荆楚文化为例，战国时期，南方的荆楚文化极具地方色彩，当地著名作家屈原的作品充分展示了这种文化的魅力。
他的作品与被推为经典的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在正统知识分子眼中，这里有诡异离奇的说法———《离骚》中作者远游时驾八龙、载云旗，令云师丰隆驾彩云为自己寻求神女宓妃，让鸩鸟去有娀国帮自己向美女说媒;有神奇古怪的言谈———《天问》中写康回共工触断了天维地柱，使天向东南倾斜，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解决了大地的旱情，《招魂》中说拔木的大力士有九颗脑袋，土神长了三只眼睛;有耿直不阿容不得邪恶的愤激胸怀———《离骚》的结尾要以谏君不从、愤而投水的殷大夫彭咸为榜样，《悲回风》表示要追随因忠谏而被赐死的伍子胥，死后浮江入海来顺适自己的心愿;有“荒乱**邪”
的内容———《招魂》中写男男女女杂坐一处，不加避嫌，日日夜夜欢愉饮酒，沉醉其中以为快乐。
作品虽然明示了屈原的文学个性，但实际上是楚文化崇巫医、重神怪、好骋情等特点的文学再现，与经典的中原文化自然不同。
即使是中原文化内部，如常常合称同一区域的齐鲁文化，由于一定时期分属不同的诸侯国，导致文化也有差异。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问题。
周初大分封之后，姜太公问周公:“您怎样治理鲁国?”
周公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尊重长辈和地位高的人，爱自己的亲人）。”
周公又问姜太公:“您如何来治理齐国?”
姜太公回答:“尊贤而尚功（尊重有才能的人，崇尚实际利益）。”
这个故事真实地道出了齐、鲁两国在建国方针上走两条不同道路的状况。
齐人人生目标的追求，不是在对义理、道德等纯理性的精神上，而是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把物质的追求看作是对精神追求的基础，重视衣食等最基本的物质利益，和礼节、荣辱等精神的需要相比，物质利益在齐人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
而鲁文化却重祭祀好礼节。
周公的儿子伯禽将父亲制作的周代朝廷礼乐制度带到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影响到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鲁人知礼识礼，社会成员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等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规范都有严格具体的规定。
鲁人的丧葬礼俗真可谓“繁文缛节”
，从病人临终到吊丧、出殡、埋葬等，每一步骤都有严格的程序。
地域的不同造成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但随着高度统一国家的发展，时代越后，文化交流越频繁，地域色彩也越来越淡薄。
从历史进程来看，时代越古，部落分布越多;时代越后，兼并越为激烈，地缘群体也化零为整，所以到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完成，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因融蚀而消解。
但从整个文化结构来看，地域文化又不因帝国文化的统摄而消失。
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帝国疆土的拓展和变迁，新的地域不断兴盛，如汉代的西域文化、唐代的岭南文化、南宋的闽浙文化，都富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独有的风采。
另外，人系水土风俗，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有不随时间的变迁而变迁的深层底蕴，如论古代学术则有洛中、江左;论诗文则有江西、桐城;论戏剧则有临川、吴江;论绘画则有吴派、浙派，都是因地而异的流派意识。
直到今天还有贾平凹“商州系列”
、李杭育“葛川江系列”
的小说创作，融通历史（如秦汉、荆楚、吴越等文化因子）与现实，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派”
。
这种对先秦地域文化的不断追仿与复归，同样显示了这一特型文化的生命历程。
由于长江黄河流域是生民所依赖的母亲河流域，而且古代政权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在地域文化中，中国古代习惯以南北文化对称。
夏商周三代因政权变迁而带来的文化迁移，又造成东西文化之分。
夏人兴起于汾河流域，经常与东方夷人作战，夏朝的建立是西方胜过东方;商人发源于东方，在漳、洹流域获得兴盛，代替夏朝称王，这是东方胜西方;周人崛起于泾、渭流域，东进消灭了商和奄，又是西方胜东方。
秦汉以后，东西之争仍持续存在着，如绿林赤眉颠覆王莽政权、曹操大破袁绍的军队等，在地理方位上都属于东西之争。
但随时间的进展，东西之间的交融日深，分歧的迹象渐渐泯灭。
其中原因，则在于东西之争都是属于北方黄河大曲地带的故事。
随着三代的迁转，秦汉以后南方长江流域文明的复兴，尤其是东晋、中唐、南宋几个阶段文化的南移，长江流域的文化风格也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
南北比较，成为区分中国文化类型的一大课题。
大体来说，北方风格刚健，南方风格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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