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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精神文明程度提高，拥有较为丰富生活资料的人类，对于古人的虐食行为，有时已经很难理解。
不过，如果非要给虐食的古人找出一点辩解的理由，也未必没有。
很多情况下虐杀、虐食现象的发生，恐怕也与销售肉类的商家的经营策略、骄奢**逸的讲排场顾面子等陋俗有关。
无疑，“征服”
“主宰”
大自然是长期以来许多民族一种自我膨胀、缺乏理想的狂想，许多已经付诸实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已经说了、做了千百年，迄今仍在高喊这些豪言壮语，这不恰恰说明大自然从来就没有被“控制”
“主宰”
“征服”
和“战胜”
过吗？人类的成就只不过是做成了一些大自然所“宽容”
、所“允许”
做的事。
可怜的动物，不是在威胁人类，而是面临着被人类灭种的危险。
甚至，在同情动物者百般无奈情形下的“报应”
期盼上，这一点竟然也与欧洲神学背景下的深入思考，有着某种类似之处：
在反对残酷对待动物方面，早在15世纪，特别是在17和18世纪，抗议下述行为的呼声就不绝于耳：活体解剖、斗鸡、故意让狗追咬牛和熊的纵狗咬牛和纵狗斗熊（熊由链条栓住——译注）、打猎以及洛克在1693年指出的那类毫无目的的残忍行为。
有两种观点经常出现。
像洛克那样，英国的早期仁慈主义运动也指出了残酷对待动物的行为对残害动物的人所产生的有害影响。
它还认为，既然动物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那么，作为最受宠爱和最强大的生命形式，人类就有责任站在上帝的立场成为动物福利的优秀受托人或托管人。
这种观点的某些推论还暗含着这样的结论：上帝会计算人类的残忍并予以适当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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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这也同中国传统的虐待动物受报应思想有着某些共同之点。
的确，15世纪至18世纪期间，在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有关教育的一些思想》（1693年）影响下，西欧反对活体解剖、斗鸡、斗狗、猎杀狼的呼声渐趋高涨。
洛克认为，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带来了对人的恶劣影响，他注意到许多小孩子折磨生物，粗暴地对待落在他们手里的小鸟、蝴蝶和其他小动物，这种对待其他生物的残酷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会逐渐地也跟着染上狠毒心，甚至把这种心指向人类。
因此，人类正当的行为应该减轻动物的痛苦，减少对动物的迫害。
尽管这在当时，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护人类的“人类中心主义”
的，但强调文明、保持绅士风度，仍然是非常可取的。
如果与毗邻印度某些人的素食主义等习俗比较，古代中国虐食现象的陋习特征，也会看得更加明显。
在分析狗和秃鹫争夺死牛时，研究者曾正确指出这与印度教徒崇拜牛，不杀牛也不食牛肉有关，同时：“这种景象与印度人传统思想中不杀生的观念有关。
在印度古人看来，人有灵魂，灵魂是不灭的，躯体是灵魂暂时的寄存处；今生是人，也许前生或来世就是动物；灵魂是平等的，生命是平等的，人和动物也是平等的。
有了这种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杀死或虐待动物，于是就有许多人实行素食，人们也能与动物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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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古人反对虐食行为的民俗记忆，具有多重生态学意义。
首先是一种古远饮食方式的载录，记载着人类曾经的茹毛饮血的历史演进，火与烹饪技艺，有效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条件，刺激了人类智慧的发展，间接完善了人类等级社会的分工。
其次，人类曾经（甚至像驴这样持续相伴的）的生存伙伴、其他生态主体成为人类待宰之物，而“蚂蚁兄弟火姐妹”
[21]的共生生态网络上的情谊，却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怀疑和挑战，以“同态复仇”
的警示方式展现“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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