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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支颊长叹，道：“老雁、新雁都来了，我明儿就回去了。”
璞玉不觉伤起心来道：“这又是怎么说起？如何来了一个，又必去一个，令人苦恼。”
说着滴下泪来。
琴自歇也泪水满目，望着一旁，低语道：“不回去又如何！
必使人生‘既生瑜，何生亮’之恨才好？”
璞玉腹中虽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8]
自然生态下的雁，属于随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的候鸟，而作家受到中原汉文化熏染，这里也流露出“喜聚不喜散”
的伤感和生命悲剧意识。
在古代中原水草丰茂的自然生态环境下，雁文化的物态形式以其野生候鸟的空间流动性，实在是随处可见、太广博深厚了，但由此雁来自于人捕杀的生存危机也更多地为文人所感受。
文学叙事中的生态民俗，未必确凿地具有承袭关系，对此，钱钟书先生也曾以雁意象蕴含的生存状态危机作喻：
温庭筠《更漏子》第一首：“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谓雁飞乌噪，骚离不安，而画屏上之鹧鸪宁静悠闲，萧然事外。
元好问《惠崇芦雁》第三首：“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万里身；不似画屏金孔雀，离离花影淡生春”
；则以同在画而不在同画中之雁与孔雀境地相形。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说温词云：“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
，中肯破的，窃欲以李元二诗参印之。
笼中剪翮，百鸟翔空，沙侧沉舟，千帆过尽；苦乐相形而愈见不齐，古来同叹，元诗虽酷似温词，未必从而胎蜕。
……[9]
这说明，雁的生存命运给予不同时代、不同人文环境中的个体，可能有着更多的同感、联想与共鸣。
而这种历史性难以消除的生态主体间性，正是生活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都市人们所需要的。
雁意象的象征内蕴中，作为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弱者身分，使其起到了超越文人雅士自身悲惨命运对象物的限制的作用，从而在更为广阔的文化时空中展现出更丰富的意义。
[1]张应昌：《清诗铎》卷十七，第5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11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3]隋树森编：《全元散曲》，第1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九，第9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蔡础：《春燕秋雁吟》，《黄岩集》卷二十七。
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345页，沈阳，辽沈书社，1986。
[6]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第159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7]《耳食录·耳邮》，第105—10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
[8]尹湛纳希：《一层楼》第二十八回《试巧韵赛咏**诗，感寂寞燕哭竹枝头》，第246—247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9]钱钟书：《管锥编》，第1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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