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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他独自坐在院中，仰望星空。
这里的夜空清澈无比，银河如练，横贯天际。
他忽然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轻声说：“爸，妈，我现在懂了。
成功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被人追捧，而是能让那些从未被看见的人，终于有机会说出‘我在这里’。”
声音录入完毕，他命名为《致父母》，放入《无声之声》特别篇。
然而，风暴也在悄然逼近。
某商业平台发布一篇题为《警惕“苦难美学”
的泛滥》的文章，直指林浩然的作品“贩卖悲情”
“消费底层”
“扭曲现实以博取道德光环”
。
文章列举所谓“数据”
：《泥土之下》观影人群中，一线城市占比高达72%，而影片所描绘的农村受众不足5%；《无声之声》虽获赞誉，但实际收听用户多为高知阶层，“不过是都市精英的自我感动”
。
随之而来的是舆论撕裂。
一部分人附和称“艺术不应沦为社会实验工具”
，另一派则激烈反击：“你们看不见苦难，不代表它不存在！”
“当资本开始定义什么是‘健康文艺’，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
林浩然没有立刻回应。
他只是转发了那位云南小女孩提问的视频，配文：“她说：‘以后会有电影拍我吗？’??这个问题，不该由谁‘允许’才能存在。
每一个生命，天然拥有被讲述的权利。”
这场争论最终演变为一场公共思辨。
高校课堂开始讨论“真实性与共情伦理”
，媒体开设专题栏目，《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谁的声音值得被听见》，指出：“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倾听掌声，更要俯身聆听沉默。”
风波未平，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泥土之下》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
单元，成为当年唯一入选的华语影片。
消息传来，举国振奋。
但就在出发前十天，制片方突然通知：法国版权代理公司要求删减三个“过于压抑”
的段落，包括马春梅在雪夜独自埋葬流产胎儿的长镜头，以及一群农民工在工棚里传阅亲人照片的群戏。
“他们说国际观众难以理解这种情感强度。”
制片人语气无奈，“而且会影响海外发行。”
林浩然冷笑：“那就别发了。”
对方急了：“你知道多少导演梦寐以求这个机会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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