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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这些公司的作风才使得议会通过了那两个法令。
在那以前，约西亚·柴尔德先生曾讲过那些公司和汉堡公司极端专横，他曾把贸易的不良状态归咎于他们的管理不善。
我们那个时候在各个国家所进行的贸易都是在特许证的范围以内的。
不过这类公司现在可能不是那么专横了，他们也全然没有什么用处了。
诚然，单纯说是无用，也许还是对合伙公司所能给予的高度的赞辞了。
上面所提到的三个公司在目前的状态下似乎都应得到这种赞辞。
加入土耳其公司的入伙金从前对所有26岁以下的人是25镑，对所有26岁以上的人是50镑，而且他们必须是商人。
这条规矩把所有店的老板和零售商排除在外。
根据一个地方所定规章，英国的制造品除了使用公司的通用船只外，不能向土耳其出口。
而且由于这些船只总是从伦敦港口起航，这一限制就把贸易局限在了那个昂贵的港口，同时也把它局限在了伦敦及其近郊居住的商人。
根据另外一个地方法规的规定，凡不是居住在伦敦20英里以内的人，而且没有取得该市的公民权者，不得加入该公司。
这一个限制与前一个结合在一起，必然就把所有伦敦自由民以外的人都排斥了。
由于这些通用船只的装货及起航时间完全取决于董事长，于是他们很容易把这些船只用来装运自己和他们的几个特殊朋友的货物。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公司在各方面都是一种严格而残酷的垄断。
这些弊端于是引发了乔治二世第26年的第18号法令，把对所有申请加入公司的人的入伙金降低到20镑，并且取消了年龄限制以及不论是商人还是伦敦自由民的任何限制，同时授予所有的人有从英国所有港口向土耳其任何港口出口所有英国货物的自由。
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先交纳普通的关税以及未支付公司的特殊费用所特定的特殊税，与此同时要服从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和领事的合法权威以及遵守公司应该执行的各种地方法规。
为了防止这些地方法规过于苛刻和造成任何压迫，上述法令又规定，如果公司有任何7个成员在这个法令通过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任何地方法规的侵害，他们可以向贸易殖民局提出上诉，只要这个投诉是在该地方法规生效后的12个月内提出的。
如果任何7个人认为自己在这个法令通过之前受到了伤害，他们同样可以提出上诉，只要是在这个法令实行后的12个月内。
不过，一年的经验可能经常还不足以能使公司所有成员发现某一个地方法规的弊害；而且如果有几个成员是在一年以后才发现其弊害，则不论是贸易殖民局，还是枢密院的委员会都无法进行纠正。
此外所有合伙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公司的大部分地方法规的目的，不仅可以通过收取高额入伙金，而且还可通过许多其他的诡计。
这些公司长期着眼的是不断地把他们的利润率提高到尽可能的高度，保持他们所出口的和他们所进口的货物尽可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通过限制竞争的办法，而且通过打击新的冒险商进入他们的行业。
此外，20镑的入伙金，虽然它也可能还不足以阻止一个想长期从事土耳其贸易的人入伙，但对于只想冒一次险的投机商人，20镑的入伙金就足以使他裹足不前了。
在各个行业中，长期从事某一行业的人尽管没有组织起来，但很自然地也都会联合起来提高利润；然而由于投机冒险分子不时的竞争，要使利润始终保持在适当水平上是很难的。
对于土耳其的贸易虽然被议会的这个法令在某种程度上开放了，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还远谈不到完全自由。
土耳其公司出资维持了一名大使以及两三名公使，他们像其他国家官员一样本应是完全由国家负担的，而对土耳其贸易也应对全帝国的臣民开放。
土耳其公司为了这个和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各种税收如果归国家所有，其实可以提供比国家维持这几个官员所需费用要大得多的收入。
土耳其公司是专横的垄断组织。
根据约西亚·柴尔德先生的观察，合伙公司虽然经常担负一些官员的费用，但从来没有负担过在他们进行贸易的国家内所设要塞或驻军的费用。
而股份公司则经常负担这个费用。
实际上前者与后者相比，看来也远远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
第一，合伙公司的董事们对于公司共同贸易的繁荣，并没有特殊的兴趣；而担负要塞和驻军费用的目的则是为了公司共同贸易的繁荣。
对合伙公司来说，共同贸易的衰退说不定还常常可能对促进他们自己的私人贸易有利。
比如通过减少竞争者的数目，就可使他们更便宜地买进，更贵地卖出。
相反，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的个人利益则完全包含在他们管理的共同资金所产生的利润之中，脱离了公司的共同贸易，他们没有任何的个人贸易。
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共同贸易的繁荣紧密相连，与维持和保卫公司所必需的要塞和驻军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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