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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归根到底，仍是商品，仍是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才是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的基本资源。
的确，它自然使我们认为每年如此巨大的一个开支必然要由巨大的年产物支付。
例如，1761年的费用便在1900万镑以上。
任何金银的积累都不能够维持每年这样大的开支，甚至金银的年产额也无法维持这样大的开支。
根据最准确的统计，每年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通常不会超过600万镑，这个数字在有些年份里甚至还不够支付上次战争四个月的费用。
可以使用一部分在国与国之间流通的金银块，但必须用商品去得到。
军队被派往遥远的国家，为了在远方的国家购买军队的薪饷和食品，或者为了购买该商业共和国的部分货币以购买军队的薪饷和食品，总是需要出口商品。
最宜于为这目的而出口的商品，似乎是比较精细和比较先进的制造品，即体积小价值大，能以不大的费用运到遥远地方的制造品。
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工业每年生产这种大量剩余的制造品输往外国，那么即使它不出口大量金银，甚至没有如此大量的金银可供出口，也有能力把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进行好几年。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其制造品中每年的大部分剩余必须出口，而它虽然给商人带回利润，却不给国家带回任何利润，因为政府要购买商人的外国期票，以便在外国购买军队的薪饷和食品。
不过，总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出口仍然可以继续带回一些回报。
在战争期间，政府将对制造业提出双重要求。
第一，要求制造业生产运往国外的商品，以偿付为支付军队的薪饷和食品而对外国开出的期票；第二，仍是要求制造业生产运往国外的商品，为购买国内已经消费了的但仍然需要的外国商品。
因此，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中，大部分的制造业往往会极度繁荣；相反，在恢复和平后，它们可能会渐渐衰落。
它们在国家衰落时繁荣，而在国家恢复繁荣时衰落。
大不列颠制造业的许多不同部门在上次战争期间和在战后一段时期的不同状况，可作为我上面所说的例证。
比较精细的制造品是用于这种目的的最方便的商品。
通过出口土地的原生产物而进行耗资巨大和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是不相宜的。
把足以购买军队薪饷和食品这样大一个数量的原生产物运往国外的费用太大了。
而且没有什么国家所生产的原生产物能这样大大地超过维持其本国居民的需要。
因而把大量的原生产物运往国外，无异于夺去人民一部分的必要生活资料。
出口制造品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用于维持国内人民生活的部分仍然留在了国内，只出口了它们产品中的剩余部分。
休谟就经常注意到英格兰古代君主没有能力不断地进行长期对外战争的事实。
那时英格兰除了土地原生产物和一些最粗糙的制造品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购买远方军队的薪饷和食品，但土地原生产物除去国内的消费也剩余不出相当可观的数量，少数粗糙的制造业的产品像原生产物一样运费太高。
所以，他们不能长期对外作战，并不是由于缺少货币，而是由于缺少精细的和比较先进的制造品。
英格兰的买卖在那时已像现今一样是借助货币进行的了。
那时货币流通量对日常进行的买卖次数和价值的比例，必定和现在相同，甚至更大，因为那时没有现在已代替了大部分金银的纸币。
在商业和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如有非常事件发生，君主通常很少能从他的臣民那里获得任何重大的援助，其理由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说明。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君主通常都竭力积累财宝作为应对这些非常事件的唯一资源。
由于有这种需要，君王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自然会因积累所需而变得非常节俭。
在那样简朴的状态下，甚至君主的费用也不是用于取乐或用于宫廷的豪华的虚荣，而是用于赏赐佃户，款待家臣。
虚荣心几乎总是导致浪费，但赏赐和款待通常不会引起这种结果。
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有财宝。
据说查理十二世的有名的盟友乌克兰哥萨克的头人马杰巴依的财宝就十分巨大。
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西国王富有四海。
当他们把王国划分给子女时，他们也划分了财宝。
撒克逊君王以及征服后的最初几个国王，似乎同样也积累了财宝。
每一个新王朝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都是掠夺前一位国王的财宝，以作为确保王位继承的最重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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