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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赋又称作口钱,是以15岁以下的少年和儿童为征收对象的人口税。
汉元帝时期,贡禹检讨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时说:“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汉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
口赋钱,人岁23。
更赋即不论男女,人钱300的过更钱,另有刍税,即按田亩征收禾秆、草料的实物税。
汉文景时期,小农生活仍很艰苦。
但倘不遇水旱之灾,加上社会安定,朝廷又有多次减租免赋的举措,五口之家要是省吃俭用,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守住田宅,维持史称“民人给家足”
的局面。
汉武帝将剥削量增加了九石半,剥削率提高了百分之六,而且,“汉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
,小农勉强的收支平衡就很难维持了。
农民感到负担最重的是无节制的劳役。
汉武帝的军旅数发,连续不断内兴功作,打破汉初正常的更役制度,无节制无限期地征发徭役。
再加上官僚贵族自有种种手段和特权逃役免役,这无节制无限期的徭役便大多落在中下民户,落在自耕农头上,致使吏夺民时,田园荒芜。
更可怕的是专制主义政策有很大的随意性,随意改变,“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
那些受尽折磨的贫苦百姓只好忍痛割爱,堕胎杀婴,卖妻鬻子,卖田破产,被土地兼并势力所鲸吞。
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是农民破产的根本原因。
小农的破产助长了土地兼并运动的发展,二者互相作用,成正比例增减。
土地兼并的发展加速小农的破产,造成土地品级占有状况的不稳定性、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
而大量小农依附于豪强大家,也就是不书名数,脱籍逃籍,这就直接影响了国家赋税的收入。
而且,“民贫,则奸邪生”
,朝廷因此产生经济危机感和社会危机感。
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了汉武帝时代必须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
名田制的松动,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豪族豪强对朝廷和皇权的威胁,这诸多问题集中表现为豪族问题。
对豪族问题,汉代君臣早有所认识。
汉初,娄敬就对汉高祖说:“夫诸侯俱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兴。
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旦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
汉高祖时,新贵族还没有发展为新豪强,所以当时对朝廷和皇权的主要威胁来自六国强族。
随着豪族豪强构成的变化,汉代君臣的认识也深化了。
汉武帝对新兴的豪族豪强表现出特别的痛恨。
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向汉武帝建议道:“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汉武帝从计,这年夏徙郡国吏民豪杰及资300万以上到茂陵,又募民徙朔方10万口。
据《汉书·蒯伍江息夫传》伍被言:“朔方之郡土地广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
可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
由此可推知其中必不少郡国豪杰。
元狩五年(前118年)三月,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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