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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盗”
，就是指未经国家准许的非法逾制行为。
因此，田界的变动、名田量的增减都必须在国家的主持或干预下进行。
国家掌握着名田量与田界的变动权，说明授田即名田的所有权归国家，也就是说，土地的所有权是归属于国家。
商鞅变法的“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就是“夺**民之田，以食有功”
，用合法甚或暴力的手段夺取非有军功的旧贵族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按爵秩授配给耕战有功的吏民，结果在秦国确立了普遍的土地国有制。
大秦兼并六国之后，把这个土地国有制进一步用封建法度推广开来、固定下来。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在举行了神圣的封禅典礼后，刻石颂德，作制明法，在《琅琊台刻石》对国家即皇帝的土地所有权作了明确规定：“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令天下黔首自实田，是土地国有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情况的一次总检查，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法律措施。
秦始皇把土地国有制向“六合之内”
推行，也就是把还没有国有化的原六国的土地及吏民编入户籍，正式确立秦王朝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使秦名田制发展为全国性的土地制度。
由于秦名田的品级规定的严格性，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就不易发生；这种严格性使秦的土地国有制具有静滞性，也具有很强的稳固性。
因此，自商鞅至秦末，未见土地兼并的记载。
秦朝灭亡之后，汉朝兴起，大丞相萧何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从而制作了《户律》。
直到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颁布了两个关于土地的法令，从而恢复了名田制。
一个是“复故爵田宅”
令，主要文字是：“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
另外一个是“以有功劳行田宅”
令，表明承认封建二十等爵制的合法性，并根据这个向获爵的军功吏卒赐授土地。
这两个法令说明：
第一，与秦名田一样，汉名田与授田、赐田、赏田都是异名同义。
第二，汉名田也是按爵秩名田的品位或品级定格占田制。
第三，实施根据仍是封建二十等爵。
第四，名田也必须首先“名数”
，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身份。
可是汉名田制在实施中发生了某些改变，这在汉高帝的两个法令中也得到了反映：
第一，秦制，列侯才得“食邑”
；汉法却规定七级大夫、八级公乘为“高爵”
“皆令食邑”
。
第二，实际上，秦爵一级赐田一顷，二级二顷，十分明确；汉则名田量有多有少，如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名籍类公乘中，礼忠和徐宗两户，“入籍”
的土地，礼忠有“田五顷”
，徐宗仅“田五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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