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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际势力虎口大张，伺机取利，再怎样的老谋深算也牵绊多多，这时候的破局之法，除了正常的思维外，尤需不蹈常规的险棋高手，出奇策，打侧翼，造就新局。
稍有豁不出去的心理，优柔寡断，则一步错，步步错，难以翻盘。
白崇禧当时提出，占领东北还不如先将其国际化，而将自身精力用于华北的措置和巩固。
硬性接收东北导致补给线过长，孤军深入，实为兵家大忌。
后来决策进军之后，却又缩手缩脚，不能坚持到底，主动性屡失，于是被动之处越来越多。
就经济与战略的因素来看，白崇禧关乎东北的策略是相当高明的。
而国府在东北霸王硬上弓，背景不许、程序不对，结局当然是要自贻伊戚了。
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有65%至70%是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之战消耗了大半。
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
1948年当时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13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
战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危机本来就很大，东北战争的消耗，火上加油，是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致命原因。
又因四五十万最精锐的部队困守东北，华北的军队不敢使用，防务空虚，等到林彪部队一入关，华北守军就无法抵挡，平津就告陷落。
东北战略经济地位如此重要，而国军又全力以赴，必欲得之，最后竟全军覆没。
东北战争的失败，对当时全体军心士气震撼至巨，以致发生骨牌效应，林彪大军一入关，也就是国军全面崩溃的开始。
追根溯源，国军战略幕僚的滑铁卢，也因美国战略家的失着而造成。
譬如马歇尔，较之麦克阿瑟，他就相对缺少大政治家的眼光、缺少大军事家的韬略。
关于这个战略的出台，在杜聿明的回忆录中，倒反而说是他要乘胜进攻长春，而白崇禧迟疑不决。
事实上白崇禧的决策，是有当时的函电作证的。
而杜氏的回忆，不特颠倒了一些史实，同时也隐去了关键细节。
到了1947年夏秋之交，陈诚到东北负责指挥一切的时候，因战略的错误引起的国军内部的矛盾已很深了。
此时，白崇禧仍有一可用之策，那就是及早放弃吉林长春，而将主力集结于沈阳以南，打通营口及锦州之线，而使补给渠道畅通，则事情尚有相当的周旋余地。
但此一策也未被采纳，最后各孤立据点均变为被动挨打局面。
白崇禧早有小诸葛的盛名，孰料最后竟至全军尽墨，但在谈历史的马后炮看来，这一场异常的惨败如果战略对路，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辽沈战役的幕僚作为
陈诚这个人不能不说颇有气节，但他也恰是志大才疏的典型。
战争所最忌者乃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当东北战场已至“三而竭”
之危境，于1947年8月下旬，慌忙调整东北战场之指挥机构及人事，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将其职权并于东北行辕之内，以收军政统一指挥之效，原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去职，特派参谋总长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兼掌东北军政全权，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为副主任，郑洞国又副之。
据海峡对岸历史学家研究，陈诚到任后，策定扭转东北战场之战局方案如下：
第一案：全盘战略方针不变，东北战场仍采取战略守势，为缩短战线、厚积兵力、再断然主动放弃部分土地，而以沈阳为顶点，确实掌握辽西及辽南两走廊，辽西确保北宁路及以东地区，辽南确保沈阳至营口段之中长路及以西地区，集中兵力击灭当头敌人，并阻止林彪入关，以待关内主战场之决胜。
第二案：适应关内外全盘战略之变化，即时调整全盘战略方针（因对四平战斗胜利评估过高），由关内抽调有力部队增援东北战场，以突破现况，恢复战场主动，寻求对方主力击灭，贯彻恢复东北国土之既定国策。
计划不尚巧妙及幻想，乃在其可行性，而能彻底付诸实施。
就当时战争全局之情势及东北战场之实际局势，当以第一案为佳，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先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案不仅破坏战争全盘战略，且其可行性极为渺茫。
陈诚接任东北行辕兼主任后，决心采取第二案。
辽沈战役，幕僚总策划，首当其冲涉及一个致命的错误，或曰不利的战略态势，就是采取全面战略攻势，并以争城夺地为作战目标，兵力不仅逐渐拉薄，且逐渐被城镇和土地吸收；而较此更坏者，不仅未动员即先用兵，且一面用兵一面裁军，如此则受制于采取灵活攻势的对方。
1946年冬即到达攻势极限（顶点），被迫于该年度开始，调整全盘战略方针。
此后则受制于围点打援的战术，处处竭泽而渔的用兵方式抽调兵力，顾东不顾西，按倒葫芦瓢又起，情势急速滑向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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