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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而言，也可以说是国事毁于高级参谋。
尤其是陈诚主导的抗战胜利后的部队编遣，导致很多军人因此而失业，士兵解甲归田后生计堪忧，所以有一些被编遣的部队就曾跑到南京中山陵哭陵抗议，东北的情形亦然。
曾在第五军做参谋处长的罗友伦认为，假如不匆促整编，而把部队统统维持到局面稳定之后，甚至把他们充实起来，情势尚不至于急剧恶化。
但他亦坦陈，那时军队的经费很有限，政府财力负荷不了，真是左右为难。
实际上这种情形正是考验幕僚智力、经验的时候。
裁减军队、与民生息这是对的，可是这些将领都是抗战有功之臣，将他们安插到后备军官团吃饭就算完事，殊为简单化，再说执行过程也太过仓促，好像在丢包袱一样，陈诚对此十分积极，行事又过于冲动，埋下祸根不浅。
这种事情需要顶级幕僚海涵地负的心胸，因为不可能没有更为妥帖的办法，只看如何运用智慧去实施转圜。
何应钦和陈诚，是蒋介石的左右手。
但他二人，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心思。
何应钦持重稳妥，波澜不惊；陈辞修激扬冲动，意气凌云。
前者缺点是迟缓畏缩，后者不足是躁进欠周。
事后检讨他二人在此时的幕僚策划案，各有各的帮衬，形成针尖麦芒般的指责。
他两位和蒋介石的关系，也有马王爷三只眼的倔犟，并非一味地唯命是从。
蒋介石和何应钦的关系，是在北伐末期就有裂痕。
但尚能摆在桌面上，即令丑话，也说在明处。
因为下野的复职事，蒋介石找来何应钦的同乡李仲公，让他传话：“你告诉敬之，他没有我，不能成事；我没有他，照样可以成功。”
（《万耀煌口述回忆录》164页）
陈诚呢，退台之初，为了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寻找院址一事，多位大员与会。
蒋介石恳切地问：有没有房屋可用？“陈诚拿一张纸在手中，折来折去，睬也不睬。
蒋介石难堪极了，林蔚看下不了台，连忙说：再想办法、再想办法……”
（同前书，329页）
高级幕僚未能将智慧协调到浑然天成的地步，导致大局逆转，当然是战史上莫大的遗憾。
白崇禧的东北战略
白崇禧号小诸葛，但他的幕僚中颇多地工人员，在最后关头起作用，反戈一击，使其猝不及防。
这时，他一点也不“小诸葛”
了，这真是智能有时而穷的极佳写照。
陈恭澍《英雄无名》中回忆白崇禧和蒋介石的矛盾导致战略的实施受阻，双方的肚皮官司将稳妥可行的战略大打折扣。
他们励志班训练中，请到班上讲过课的都是大人物和名学者，有一次也就请来了白崇禧。
陈氏说，白崇禧将军以国防部长身份对在训学员讲话，竟然对以往以及当前若干军事措施毫不掩饰地加以抨击，学员们听了暗自讶异不已，当场也听不懂他的弦外之音何在。
不过，即便是与参谋总长有任何见解上的不同，都不应该在一群纯洁的青年军官面前，作暴露性的发泄，使他们隐约觉出当时高层的矛盾在激化。
白崇禧与东北战略，名作家白先勇《父亲的憾恨》一文认为，1945年初夏的四平之战，白崇禧前往前线督促杜聿明所部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三天内攻下四平街，并继续进攻长春、永吉。
白氏战略乃是建议蒋介石不顾一切，乘胜追击，拿下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等城。
此时新一军已抵达松花江北岸，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
但此时马歇尔正代表美国政府在南京调停。
而蒋介石基于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遂将白崇禧这一关键的重大谋划搁置……导致战局从此逆转，对方整军反扑，噬脐莫及。
一个在大战的前夕及战争进行中得出的关键战略，其可行性只在瞬间有效，倘若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导致坐失良机，则再好的战略都会付诸东流。
东北以其战略上的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关涉到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于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能人匮乏，也不是没有上好的战略家，所缺少的只是这种战略实施的轨道，掣肘的因素太多，加上雅尔塔密约美国人自以为聪明，结果给人算计，如意算盘变成尾大不掉。
于是国军的战略受到美国战略的笼罩和制约，在剑拔弩张的环境中，一处失算，处处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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