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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所谈要点：其一，军队纪律大不如前。
其二，经济之纷乱至为可怕。
其三，国民党内部极其复杂，将来必分，不如在蒋介石领导时，任其分为两个党，旧招牌无论哪一部分承继，另一派名目可新设，领袖则暂时可处于超然地位。
胡适的策略，真是动了脑筋，不可谓不聪明。
但是套到现实的头上，却不是太紧就是太松，不是太窄就是太宽，总之不大合辙。
盖以当时并非没有分立的团体，他所针对的只是一家，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之下，看似妙招，实为拆台。
分立的团体，应为自然分化，经一番熔铸接洽碰撞重组，达到自然地分立，而非人力强为之，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来达成良性竞争，结果绝不美妙。
此举，一是易招话柄；二是反对者众，吃力不讨好。
再说对现实的考量及对策，他和蒋介石的思维方式、出发点也颇歧异。
1938年春季，蒋介石因抗战初起，又考虑战后复兴问题，遂对党派欲加抑制，对党派思想之宣传，欲加羁控。
但又不愿出之以鲁莽，遂一相情愿，欲将其他党派融合在三民主义的统一信仰之下。
陈布雷说：“蒋氏的意思是要化多党为一党。
如果其他党派同意此议案，则国民党也可相应改动党名，或酌改组织结构。
但反对的声浪甚高，此议也就无疾而终。”
那些文化型参谋们
还是19世纪的末叶，王韬就提出通才办报的观念，这是强调记者的知识结构，他同时又提出史家办报的观念，则侧重于记者的忧患意识。
他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专论，倡导在省会设立西式报馆，并邀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
。
“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
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
操笔之人，需对中外时政、历史经济娴熟于心，发为可用可采之政论时文。
他们的意见往往写成文章，或以文化名流身份接受记者采访，将其意见公开发表。
而其意见，对于时代、国族，就别具一种可能性及参考价值。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
日寇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
轰炸的程度，时强时弱。
这和中美空军的反击强弱有关。
轰炸是在抗战后期才衰弱下去，此前，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
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
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
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断裂。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疲劳轰炸。
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
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入泥土中了。
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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