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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来；校级军官没有将官的把舵，也“校”
不起来。
校级军官是高级参谋，在英文里面，参谋是stuff，希腊文原意为树干，一个公司里面各部门的主要干部称为officer，其他的职员则称为employer。
纬国分析德国军制的理念，是一个人要先懂得全面，然后再负责局部，如此就懂得如何与别人配合。
所以德军编制中师参谋长是中校，团长是上校，副师长是准将，师长是少将。
先当师参谋长，以幕僚的身份理董其全面，然后再去当团长。
国军在抗战前采用的就是德国的军制，抗战后军事制度改采美制，遂改为先当团长后当师参谋长，然后升副师长、师长。
纬国明确说这种制度有两个坏处：“第一，在人情方面不上路，例如有三个团长，原来是生死弟兄，好得不得了，等到要升师参谋长时，三个团长抢一个师参谋长，这三个人就变成冤家了；第二，从理智方面来说，应该先全盘历练，了解了全盘之后，再去负一部分的责任时，才会主动配合整体的需要。
换句话说，当师参谋长能了解全师的需求，等到成为团长时，他知道他这个团在全师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会自动地来配合，等到师长下命令，他心理上早已有准备，知道在这种状况之下，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世态如此怪异
纬国在抗战从军期间，以其留学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比对出国军部队的低能、谬误，种种不上路的地方溃疡面积很大，一时半会儿难以扭转。
因而参谋拟设作战计划，必须考虑此类制约性因素。
近代社会转型急剧，来不及做优游不迫的姿态，军队亦然，至令怪象百出。
何应钦的参谋汪敬煦谈道，抗战后期大型的湘西会战，日军败北，何应钦电告王耀武，说他要亲自到战场察看，除了战死的国军尸首移走之外，日军及马匹放置原地不动，因为抗战期间流行一则笑话，每次战役结束后，统计由各团、师、军所作阵亡日军的报告，加起来日本人都死光了。
黄仁宇《黄河青山》《地北天南说古今》屡屡提到部队战士的涣散、困穷、战力低下，吵架、斗殴、装备粗陋，简直是家常便饭。
就是黄仁宇本人也染上粗鄙郎当的习气，20世纪80年代他到中国社科院演讲，明史专家王春瑜负责接待，亲见他座谈时忽而跃起，蹲在沙发上，指手画脚，拍胸撸袖，就是当兵时留下的后遗症。
1941年年初，纬国从重庆到西安报到，坐何应钦将军的飞机到西安，由胡宗南部接应。
其间随何氏到某一站去视察前方部队，夜里1点半钟，他听到部队吹起床号，而按规定应是早晨5点，他觉得奇怪，为什么1点半就吹号呢？原来师部告诉团要四点半起床，团告诉营4点钟起床，营告诉连3点半起床……最后到师集合场，如此算来，士兵不就要1点半钟起床了吗！
次日晨5点钟开始讲话，天由蒙蒙黑转成东方鱼肚白，等到讲了半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何应钦就走下讲台去看部队。
后来何将军就问为什么这些士兵红眼睛的、有眼屎的那么多，纬国在旁于心不忍，他想，士兵1点半钟就起床，到现在已经四个钟头了，眼睛怎能不红，他们半夜都没睡嘛！
纬国痛愤不已，为了一个长官的讲话，部队竟然如此自我消耗折磨。
后来，胡宗南带纬国去看军械库，想炫耀一下部队所藏的军械，显示军力之充足。
当时是副官熊惠权陪同，那位库长佩戴红底两条杠三颗星的徽章，是一个炮兵上校。
纬国在军械库存里发现一种丹麦制造的枪，放在枪架上，一看就知道是两用机枪，摆在枪架上可当重机枪用，拿下来可当轻机枪用，不过并没有标示重量。
他就问那位库长：“报告库存长，请问这挺机枪有多重？”
那人想了半天后回答说：“大概八斤。”
通常一挺轻机枪的重量也不止八公斤，纬国便怀疑地问：“不止吧？”
他说：“老秤，老秤。”
这么一个军械库存长，就算不是管这个库的，也应该知道大概，而且哪有说武器是论老秤来算的，可以说对武器是一无所知。
胡长官本来想向纬国炫耀他的军械库，结果却让他发现他的部队水准不过如此而已。
纬国想到，怎么会派炮兵上校去后方管仓库呢？说不定他还不是炮兵呢！
这些都是国军给他的初步印象。
纬国在部队基层发明了以画图代替文字侦查报告。
士兵里面文盲多，不过他们的国家信念和忠诚度则毋庸置疑，军官的程度稍好，但出身行伍的基层军官，也不认得几个字。
纬国到了部队之后就开始训练士兵，开设识字班，并教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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