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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救国乎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
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
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
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
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
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
这可以说对专制的目的、因果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
古今一切专制尽管有种种表现形态，其形神则一，使用的欺骗、**、高压、恐吓的手段则一。
他的文体具有鬼斧神工的变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骚体诗，忽而是简捷利落的一则短文，忽而又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长文。
《库乱中之政治观》直接说库乱之原因，由于清政府之不善为治，将其归于政治问题，包括文中屡屡言之的国民性问题，也归根结底由于政治之不上轨道。
一个地方的内忧外患，也因政治之不修明，即非民主自由的政治观念为构造的政治即为恶政治。
所以弥缝一切祸患之根本，在于去除专制政体。
戴公以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则端赖传统的赓续创新。
而创新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兴。
“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强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
（《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和宋教仁所说中国文化有很多民主的因子，但缺乏整理归纳道理是一样的，眼光也是一样的阔大深远。
即使对日本的认识，其也在政治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础上着眼。
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
，“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
。
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1912年5月20日戴季陶身陷文字狱。
这一天，《民权报》上发表他的短文，题曰“杀”
。
文中说，“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
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
可窥其文风之一斑。
不过很妙的是，他虽“杀”
字不绝于笔，杀声不绝于口，大体上活得自在优游，至少不受致命威迫。
他和何海鸣等主编《民权报》时，“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
，矛头指向袁世凯所作所为。
5月20日，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毁谤袁总统”
罪名将戴拘捕。
捕房以“鼓吹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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