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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这样认识：我们的目的是用个人的属性武装群体，那么我们将记起特罗特（Trotter）的有价值的评述[101]，这就是：构成群体的倾向在生物学上是所有高级有机体的多细胞特性的延续。
[102]
第四章暗示与力比多
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群体中的个体通过群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常常是深刻的变化。
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显著降低，这两个过程显然是以接近于该群体其他成员的方向发展的；只是通过取消对每一个人特有本能的抑制，并且通过他放弃他自己特有倾向的表现，才能达到这种结果。
我们得知，这些常常不受欢迎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至少通过群体的更高“组织化”
而得以避免；但这与群体心理的基本事实不相矛盾，即在原始群体中情感的强化和智力的抑制。
现在我们的兴趣是指向为群体中的个体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做出心理学的解释。
虽然，理性的因素（诸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个人的威胁，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活动）并没有囊括可观察到的现象。
在此之外，被社会学和群体心理学权威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总是同样的——虽然这些解释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即魔力性的词“暗示”
。
塔尔德（Tarde，1890）称它为“模仿”
（imitation）。
但我们不得不同意一位作者，他主张模仿是暗示概念的引申，事实上还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
勒庞把社会现象所有令人困惑的特征都追溯到两个因素：个人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信。
但是威信只是通过它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承认的。
麦独孤暂且给我们这样的印象：他的“情绪的原始诱导”
原则可能使我们不需要暗示的假设。
但进一步的考虑迫使我们感到：除去对情绪因素的决定性强调外，这种原则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模仿”
或“感染”
（）的论点。
毫无疑问，当我们意识到别人情绪的信号时，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成功地抵抗这一过程、抵制这种情绪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当我们处于某一群体时，我们为什么因此而总是屈服于这种感染？我们只好再次说，迫使我们服从这种倾向的东西是模仿，在我们身上诱发这种情绪的东西是群体的暗示性影响。
而且，完全除开这些，麦独孤不能使我们避开暗示；我们从他那里以及其他作者那里得知，群体的独特性在于其特定的暗示感受性。
所以，我们将接受这样的观点：暗示（或更正确地说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还原的原始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
这也是伯恩海姆（H.Bernheim）的观点。
我在1889年曾目睹过他的令人惊讶的技巧。
但是我能记得甚至那时就对这种粗暴的暗示感到一种压抑的敌视。
当一个表现出不服从的病人遭到呵斥：“你在干吗？你在反暗示！”
我就自言自语说，这是明显的不公正，是一种暴力行为。
因为，如果人们试图用暗示使这个人就范，那么他肯定有反暗示（ter-suggestions）的权利。
后来，我的抵抗集中在反对这样的观点上：解释一切的暗示本身将用不着解释。
[103]想到此，我复述过古老的谜语[104]：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又生出了整个世界；
可是克利斯朵夫当时何处立足？
在大约30年回避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又再次探讨暗示之谜了。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境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这一观点只形成了一个例外，而这一例外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我注意到，所做出的特别努力正确地系统阐述了暗示这一概念，即固定在该名词的因袭用法上（例如，麦独孤，1920b）。
这绝非是多余的，因为这个词获得了愈益广泛的用法，并且（在德语中）的含义也愈益模糊，不久将用来表示无论什么类型的影响，正像在英语中所表示的那样，“劝告”
和“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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