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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
他明确指出，宗教（religion）是人类童年的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neurosis）、幼稚症（infantilism）和“人反对现实贫苦生活的一种神秘化抗议”
，对人的精神既有某些安慰作用，更有麻醉作用，犹如一种“甜蜜的毒药”
。
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
[109]他坚信，宗教必然像人类脱离少年期一样而走向衰亡。
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心理分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宗教的安慰和麻醉作用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无神论倾向。
[108]
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这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
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proje）。
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
（《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
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
的一把钥匙。
[110]
在组织上，弗洛伊德做了调整，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进展。
1920年，弗洛伊德将忠实的精神分析学家组织为一个秘密的核心小组：弗洛伊德、兰克、萨克斯于维也纳；阿伯拉罕、艾丁根于柏林；费伦茨于布达佩斯；琼斯于伦敦。
他们相互通信，每两年聚会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增加聚会次数。
1920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六次大会，这是战后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
会议4天，代表和来宾共119人。
弗洛伊德满意地看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又重新形成，友谊并没有遭到损害，也没有留下战争的伤痕。
琼斯和英国代表为弗洛伊德教授及其女儿举行了午宴。
安娜用漂亮的英语作了答谢讲话。
这既使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感到高兴，也使她父亲弗洛伊德感到自豪。
1922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七次大会。
参加会议的代表112人，来宾115人。
其中，美国的会员11人，英国31人，柏林91人。
这充分证明了阿伯拉罕、艾丁根，以及萨克斯和兰克等人在训练中心做出的成绩。
尽管瑞士的会员们受到阻挠，他们还是来了20人。
看着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回想起十年前慕尼黑大会上不欢而散的情景，弗洛伊德十分感慨地想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会员和力量自立了。
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也许我们还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个别人员，但我们已经像任何一个精神病或神经病学会那样牢牢地站住了脚。”
会上，阿伯拉罕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和费伦茨关于**的理论使与会者赞不绝口。
但对弗洛伊德来说，最大的幸悦莫过于看到一批年轻的新会员宣读他们的论文：弗朗茨·亚力山大（FranzAlexandre）和卡伦·霍妮（KarenDanielsenHorney）关于女性心理学一些问题的探讨；格查·罗姆将精神分析学引进人类学研究的尝试等。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潜意识的几点意见》的论文。
这篇文章是以他的《自我与本我》一书的手稿为基础写成的。
他说，在科学的领域里，满足于昨日的真知灼见，就会导致今日的一知半解。
他承认过去仅仅强调意识与潜意识是偏颇的、简单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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