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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坚决反对，但最后同意了。
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让内的著作抢先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他的研究成果，如将癔症症状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过同类程序反复催眠以消除症状等。
189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导引性质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
，随后在1895年，我们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书。
如果我到目前为止在上文中所叙述的这些经过使读者认为，《癔症研究》一书，就其材料内容的全部要点来说，是布洛伊尔的思想成果，那么，这正是我本人所一直坚持的观点，也是我在这里再一次重复的目的。
但就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来说，我确实是做出了贡献的，至于我的贡献达到何种程度，现已无法确定。
[166]不管怎么说，那一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几乎就是对那些观察的直接描述。
它并非想要确定癔症的性质，而只是对癔症症状的病因有所阐明。
因此，它强调情绪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潜意识心理活动和有意识（或者确切地说是能够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它采用了动力因素（dynamicfactor）的概念，假设某种症状的发作是因为某种情感的抑制；它还采用了经济因素（eicfactor）的概念，认为同一症状实际上就是人体一定能量转换的结果，否则这种能量便会通过某种其他方式而发挥作用（后面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转换”
）。
布洛伊尔把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称作“宣泄法”
（亦译“疏泄法”
，cathartic），把其治疗目的解释为，是要规定出维持这种症状的一定量的情感已经走上歧路，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已被抑制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将其引入正轨，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可能得到释放（abrea，亦译“发泄”
）。
这种宣泄程序的实际效果是令人相当满意的。
它的后来变得很明显的不足之处，也是所有催眠治疗形式的那些不足之处。
现在仍有许多心理治疗医生，对宣泄法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布洛伊尔的水平，仍在谈论它的好处。
作为一种简便的治疗方法，它的价值是由西梅尔（Simm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治疗德国军队中的战争神经症而重新得到证实的。
宣泄法理论并没有太多地论述性欲问题。
在我提供给《癔症研究》一书的那些病历当中，性因素起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性欲的注意程度和对于其他情绪刺激的注意程度基本上是相等的。
布洛伊尔在书中谈到那个姑娘时——她因为是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所以从那时起就很出名了——曾提到，她在性方面的发育当时还很不成熟。
这样一来，便很难从《癔症研究》一书中看出，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到底起着多大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由宣泄法向狭义的精神分析的转变阶段，我已多次详细地叙述过，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事实。
形成这一阶段开端的事件，是布洛伊尔从我们的共同工作中的引退，这样我便成了他的未竟事业的唯一继承人。
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之间便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使我们分离。
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上，布洛伊尔倾向于赞成所谓的生理学理论，即：一种心理过程何时开始使人致病，换句话说，这种心理过程在什么情况下变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方式加以处理。
他认为，那些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过程，产生于异常的“类催眠”
的心理状态之中。
这样便又产生了一个关于这些类催眠状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而我却与此相反地倾向于认为，存在着多种力的交互影响，以及在正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目的和意图的作用。
这样就出现一种“类催眠的癔症”
与“防御性神经症”
之间的分歧情况。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一些因素起作用的话，他还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歧而离开这一课题。
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既是医院里的医生，又是一个私人大夫，这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
同我一样，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宣泄法的工作上来。
此外，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所受到的冷遇对待也影响了他。
他的自信心和抵抗力可不如他其余的心理结构那样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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