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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id），那么，这一见解上的差异就退化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文字之争了。
即使如此，如果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应采用“潜意识心理”
这一表达法为好。
至于进一步地追问潜意识的最终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既不明智也无裨益。
我已经提到过，我对于神经症的那些沉淀于下和深藏于后的起因的探究，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带到患者的性冲动及其对性冲动的抵抗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之中。
在我研究性压抑深置于其中、作为被压抑冲动的替代的症状也起源于其中的致病情境的过程中，我被越来越深入地带回到患者的生活历史之中，直到追溯至童年之始。
探究人性的诗人和学者一直都在宣称的东西证明是正确的：早期生活阶段的印象，虽然大部分难以回忆，但在个人成长方面还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尤其是给后来发生的任何精神失调埋下了心理倾向的种子。
但是，由于这些儿童时期的经验总是与性的激动以及对此激动的抵抗有关，我于是发现，我面临着“幼儿性欲”
（iy）这一事实——这又是一个新异的东西，也是一个与世人最顽固的偏见相抵触的。
儿童时期被看作是“纯洁无邪”
、没有性欲的时期，与“性欲”
恶魔的斗争被认为直到动乱的青春期到来时才开始。
像这样的在儿童身上不难发现的偶然的性活动，被当作堕落、或早熟学坏、或一种怪异的天性反常而遭到压制。
在精神分析的所有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像下面这一主张那样，遇到过如此广泛的抵触或者引起如此大的愤慨，即：性功能在生命初期便开始，甚至儿童时期便有一些重要迹象证明它的存在。
但同时也应该指出，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一个能像这一发现那样能够如此容易和彻底地得到证实。
在进一步探讨幼儿性欲这一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到我曾一度犯过的一个错误。
这一错误可以说险些给我的全部工作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我当时所使用的那一技术程序的影响下，我的大多数患者在回忆中都提到他们儿童时期的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之中，他们在性方面曾经受到过某个成人的引诱。
对于女患者来说，引诱者几乎常常是她们的父亲。
我相信这些叙述，因此我推测，我已经从这些儿童时期性引诱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所发生的神经症的根源。
一些病例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
在这些患者身上，这种和父亲、叔父或者哥哥的关系，一直继续到其记忆力可以被信赖的年龄。
如果读者倾向于对我的轻信摇头不信，我不能完全怪罪他们，虽然我可以辩解说，在当时，我是有意把我的批评能力搁置一边，以便对这类天天引起我注意的许多新奇之事保持一种不存偏见和易于接受的态度。
然而，当我最终不得不认识到这些引诱情境根本没有发生过，它们只不过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或许是我自己强加给他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度完全茫然无措了。
[172]我对自己的技术及其研究结果的自信，也同样遭到了重重的一击。
毋庸辩驳，我是用一种我认为正确无误的技术方法而得出这些回忆情境的，其主题无疑与那些作为我调查工作之开端的症状有关。
当我重新振作起来时，我才从我的发现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并非直接和实际事件相联系，而是同那些愿望中的幻想相联系，而且，就这些神经症来说，心理现实要比物质现实更重要。
就是到现在，我也还不相信，是我把那些引诱幻想强加给了我的患者，是我把这些引诱幻想“暗示”
给了他们。
事实上，我第一次发现“俄狄浦斯情结”
（亦译“恋母情结”
，Oedipusplex）是偶然的，这一情结后来表现出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但是到当时为止，我并没有辨认出它是以幻想作为伪装而出现的。
加之，儿童时期所受的引诱在神经症病源学中仍起一定作用，尽管作用比较小。
但是现在证明，那些引诱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根据我的发现，个体生命一开始，性功能便存在，尽管起初它隶属于那些其他的生命功能，直到后来才从中独立出来。
在它变成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那种正常**之前，它必须经过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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