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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实对我们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且至今还没有考虑过。
确实，《圣经》上的说明不止一处与此相矛盾。
一方面，它把割礼追溯到宗祖时代，把它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之间一个约定的标志；另一方面，在一段特别含糊的段落中，《圣经》描述了上帝怎样因为摩西忽视了一个已成为神圣的风俗而感到愤怒[216]，并且想要杀死他；但是他的妻子是个米底亚人，由于迅速地施行了割礼手术而把她的丈夫从上帝的盛怒中挽救下来。
[217]不过，这些说法都是些歪曲，我们不应该被它引入歧途；随后我们将发现这些歪曲的原因。
事实是，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种答案，犹太人是从埃及获得这种割礼风俗的。
“历史之父”
希罗多德（Herodotus）告诉我们，割礼的风俗早就土生土长在埃及[218]，而且他的这种说法已经在木乃伊的发现中和古墓墙壁的图画中得到了证实。
就我们所知，东地中海地区没有任何民族实行过这一风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闪米特人、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都未施行过割礼。
《圣经》故事本身认为迦南的居民也未施行过割礼；对于雅各（Jacob）的女儿和示剑的王子的历险经历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219]在犹太人滞留埃及期间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割礼的风俗，而和摩西的宗教教义无关，这种可能性由于完全没有基础而可以被驳倒。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割礼是埃及一种普遍的民间风俗，我们不妨暂时采纳这个通常的假设，即摩西是个犹太人，他想把他的同胞从埃及的束缚下解救出来，并带领他们在另一个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国度——事实上这确实发生了。
在那种情况下，他同时把一种相当麻烦的习俗强行施加给他们，这种习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变成了埃及人，并且必定永久地使他们保持对埃及的记忆，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付出这些努力的目的只能适得其反，旨在使他的人民疏远这片束缚他们的土地，并且克服他们对“埃及的奢豪生活”
的渴望。
不，我们由此而出发的事实与我们补充进去的假设是如此不相容，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摩西给予犹太人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宗教，而且给予他们割礼的戒律，那么，他就不是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埃及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摩西宗教很可能是埃及宗教，而且鉴于它和通俗宗教，即阿顿宗教的对立，因此后来的犹太教在某些明显的方面与阿顿宗教一致。
按照我们的这种构想，离开埃及的这次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358年和公元前1350年之间的那段时期——就是说，在埃克赫那顿死后和哈莱姆哈布重新建立国家权威之前。
[223]那次大迁徙的目的地只能是迦南的国土。
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好战的阿拉米人（Aramaeans）游牧部落侵入了这片领地，进行征服和掠夺，并以这种方式表明一个强悍的民族可以为自己赢得新的土地。
我们从1887年在阿马尔那城的废墟中发现的信件中了解了这些勇士们。
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哈比鲁人”
（Habiru），这个名称（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传给了后来的犹太入侵者——希伯来人——在阿马尔那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他们。
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迦南也居住着一些部落，他们是逃离埃及的那些犹太人的最接近的亲戚。
但是，后来犹太传统的表现却似乎不利于我们一直在做的那种推论。
如果承认割礼是由摩西引入的一种埃及风俗，那就几乎无异于承认，由摩西传给他们的宗教也是一种埃及宗教。
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关于割礼的真实情况也就必然相互矛盾了。
四
在这一点上，我预料我的假设会遭到反对。
这种假设把摩西当作一个埃及人置于埃克赫那顿时代。
他所做的接收犹太人的决定是由那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环境引起的，这种假设还认为，他传给或强加给他的被保护人的那种宗教是阿顿宗教，实际上是在埃及本土已经土崩瓦解的那种宗教。
我预料有人会说，我提出的这种臆测式的构想太自以为是了，对此在这份材料中没有任何根据。
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
我已经在我的引言中强调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因素；可以说，我已经把这个因素放在了括弧之外，这可以使我省去不少麻烦，以免重复与括弧内每一个项目有关的内容。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几句评价性的话来继续这场讨论。
我的假设的核心——即犹太一神教对埃及历史上的一神教事件的依赖性——曾被许多作者猜疑和提到过。
在这里我无须引证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说明这种影响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即使在我们看来，这种影响和摩西这个人有联系，除了我们喜爱的那种可能性之外，我们也应该提到某些其他的可能性。
千万不要认为官方阿顿宗教的垮台使埃及的这种一神教潮流完全中止了。
起源于古老北方的阿顿宗教的祭司们，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且有可能继续将其思想倾向的影响传给埃克赫那顿之后的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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