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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反复强调的上述矛盾关系（ambivaleion）的一个基本特征。
它使我们有可能做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
潜意识中的心理过程并非与我们所能意识到的心理过程完全吻合。
前者享有某些非常特别的自由，而后者却被完全禁止拥有。
潜意识冲动的表现之处并不一定就是它的根源所在。
它可以表现在与之毫不相干的方面，并指向与其初衷相悖的人或关系。
通过“移置机制”
，它能达到引起我们注意的程度。
并且，由于潜意识心理过程具有不可消除性和对修正的不易感受性等属性，所以在它可能存在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如果早期它还算适宜的话，那么在后期和后来的环境情况中也就必然显得令人惊奇了。
这一切不过是些蛛丝马迹。
但是，只要对它们进行详细的阐述，我们就不难看到在我们对文明发展的理解中，它们是何等的重要。
在给这一讨论下个结论之前，还有一个要点绝不可忽略，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后面的探讨做些铺垫。
即使坚持认为塔布禁忌和道德禁忌间有着本质的相似性，我也不会力图否认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心理差异这一事实。
禁忌为什么不再以塔布的形式出现，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在支配着它们中的矛盾现象的那些环境情况中出现了某种变化。
在对塔布问题的分析性探讨中，我们至此一直沿着我们所能找到的它和强迫性神经症间的一致之处展开的。
然而，塔布毕竟不是神经症，而是一种社会习俗。
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解释在神经症和诸如塔布之类的文化产物之间，什么差异是最主要的。
我还是以一件简单的事实作为我的出发点。
原始民族所惧怕的是，触犯塔布必遭报应，通常是害场大病乃至丧命。
然而，报应只降临于肇事者。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情况就不同了。
如果患者做出某些遭忌讳的举止的话，他所惧怕的是，惩罚不落到他自己的头上，而是落到别人身上。
这个人的身份通常是不明确的，不过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与患者非常亲近的人。
因此，可以说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具有利他性，而原始民族则具利己性。
只有在触犯塔布的肇事者并没有遭到报应的情况下，这些未开化的人才会产生一种集体感，那就是，他们都因此面临危险。
至此，他们才亲自去执行那个被疏忽了的惩罚，不敢有丝毫怠慢。
要解释这种团结一致的内在机制并非困难。
这主要是对某种具有感染力的榜样的恐惧，是对引起效仿的那种**的恐惧，也就是说是对塔布的传染特性的恐惧。
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那种被压制的欲望，那么，这种相同欲望就会在社团所有其他成员的心中被激发起来。
为了压抑这一**，就必须剥夺受人妒羡的违犯者从其冒险中所获得的一切成果。
在赎罪行为的掩饰下，惩罚会给那些执行惩罚的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去步违犯者的后尘。
这其实是人类刑罚体系的一个基础。
它是建构在犯罪团体和复仇团体都具有相同的、遭到禁忌的冲动这一正确无疑的假设之上的。
在此，精神分析学只不过是证实了那些虔诚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解释神经症患者心灵中那种出人意料的、不为自己却为所爱之人担惊受怕的崇高品质呢？分析研究表明，这种态度并不具有原始性。
最初，也就是说在患病之初，惩罚的凶兆只是指向患者本人，这和未开化人们中的情形相似。
直到后来，这种对死的恐惧才被移置于另一个亲近的人身上。
这个过程虽说有些复杂，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把它理得一清二楚。
在禁忌的根系中，一定有某种指向患者所爱之人的敌视冲动——一种希望他人死亡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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