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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得知，童年初期虚弱的和不成熟的自我在其努力避开那个生命时期特有的危险时，是怎样受到加之于它的压力和长久伤害的。
儿童通过他们父母的关心而得到保护，以防止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着他们的危险。
他们为这种安全感付出的代价是对失去爱的恐惧，失去爱会使他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危险，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当一个男孩发现自己处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境况中，从原始根源得到加强的阉割危险对他的自恋构成威胁的时候，上述的因素就会对冲突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迫于当前实际的危险和有其种系发生基础而回忆到的危险这两种影响的共同作用，儿童开始尝试进行防御（压抑），这暂时是有效的。
然而，当后来**重新活跃，从而对过去受到拒斥的本能欲望带来强化时，在心理上就变得不适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就必然会认为自我控制早期性兴奋的任务是完全失败的，也就是当时它的不成熟对此还难以胜任。
我们从自我的发展落后于力比多的发展当中，会了解到导致神经症的基本前提。
我们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儿童的自我不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说，如果儿童的**可以听其自由，就像在许多原始人中发生的那样，神经症就能够得到避免了。
很可能神经症疾患的病因要比我们在这里描述得更为复杂，即便如此，我们也至少说明了致病情结的一个基本的部分。
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强调这样的事实，即自我把它的起因和它所获得的最为主要的特性都归之于它与外部现实世界的联系。
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假定，自我又一次十分接近于本我的种种病理状态，是基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中断或松动。
这非常符合我们从临床经验得到的认识——即精神病爆发的诱因或者是现实变成使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或者是本能变得异常强烈——由于本我和外部世界竞相对自我提出要求，两者肯定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如果自我与现实能够始终保持分离，精神病的问题就会是简单明了的。
但这种情况绝少或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甚至只要远离外部世界现实，他就会陷入一种幻觉混乱的状态。
一个人可以从愈后的病人那里了解到，当时在他头脑的某个角落（如其所说）还有个隐藏着的正常人，像个冷眼旁观者，观看着在他身边流逝着的病态喧闹。
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般情况都是如此，但我能报告出发病过程不很剧烈的其他一些精神病具有相同的表现。
我想起一例慢性偏执狂，当每次忌妒发作之后，患者的梦境都会向分析者转达出爆发缘由的准确写照，而不受任何妄想的影响。
这显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当我们习惯于从神经症患者的梦去发现与他们醒着的生活不相容的嫉妒时，在这个精神病病例中，白天支配着病人的妄想却在他的梦中得到了纠正。
发生在所有这些病例中的精神的分裂，我们可以认为大体是真实的。
形成的两种精神态度取代了单一的态度——一种是正常的态度，注意于现实；另一种态度则是在本能的影响下，自我与现实相分离。
这二者相伴并存，其结果依赖于他们相对的强度。
如果后一种态度是强有力的，或变得强而有力，那就出现导致精神病的必要前提。
如果关系正相反，那么妄想性障碍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实际上，这仅仅是退回到潜意识当中——大量的观察使我们相信，当妄想明显表露之前，它早已预先存在了。
这种看法，即假定在所有的精神病中都有自我分裂的看法，如果不能实际用来说明其他更类似神经症的状态，以及最终不能实际用来说明神经症本身，那它就不能吸引广泛的注意。
我最早是在恋物癖的病例中逐渐确信这一点的，这种变态可以被看作是性反常行为之一。
如众所周知，它是基于病人（几乎总是男性）否认女性没有**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他是极不合宜的，因为这证明了他自己有受到阉割的可能性。
因此，他拒不承认他自己具有关于女性**缺少**这种感官知觉，并坚持相反的信念。
可是，未被承认的知觉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断言他真的看到了**，他拿其他的什么东西去加以代替——身体的一个部分或某一别的对象——并委之以**的角色，这是他不能没有的。
替代物通常是他在看到女性**的时刻实际看到的某种事物，或者是能适当地作为**的象征性替代物的某种事物。
此刻，把物恋的对象当成自我分裂来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这不过是借助于移置作用而形成的妥协，在梦中就常有这种情况。
但观察向我们进一步表明，创造出物恋的对象，是出于试图消灭阉割可能性的证据，从而能够避免对阉割的恐惧。
要是女性像其他生物一样拥有**，一个人就没有必要担心会失掉自己的**。
此时我们发现，有恋物癖的人发展了与没有恋物癖的人相同的阉割恐惧，并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
因此，他们的行为同时表达了两个相反的前提。
一方面，他们拒不承认他们的知觉事实——即他们看到了女性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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