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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想法使他将“Freud”
扭曲为“Freund”
。
由于作为一位英文教师，她提供了最明显的联想，故而来自课程表上的“Freud-o”
必定在此出现；并且，几个星期前的另一位来访者现在也出现在回忆中，毫无疑问，他对这个来访者也是同样嫉妒的，但又感到自己不是这个来访者的对手，因为琼斯博士有能力写两本论噩梦的专著，而他自己至多只能做这样的梦。
他所提及的在“amare's”
一语的意义上所犯的错误也与此有关，因为它只能意味着：“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就像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福尔赛一样。”
这里，我不能用不合适或不明智等词语来描述他的嫉妒感。
他曾被告诫过，只要外国小学生和病人返回维也纳，他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有我们的联系便可能结束，而且此后不久，事实也确实如此。
然而，我们取得了一次如此成功的精神分析工作：对由他在同一时间内提出的、并为相同的动机所激励的三个联想进行了解释；这个解释与下述另一个问题没有多大关系；若没有思维迁移，这些联想是否能够形成？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三个联想中，并分为三个不同的问题：P能知道弗西斯博士刚对我进行了他的第一次拜访吗？P能知道我到他的公寓去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吗？P知道琼斯博士已写了一本论噩梦的专著吗？或者，这仅是我对出现于他的联想中的这些事的认识？我的观察是否能得出有利于思维迁移的结论，将取决于对这些不同问题的回答。
让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搁置一下，因为另外两个问题更易于解决。
我去他的公寓拜访一事，初看起来具有特别的说服力。
我断定，我在简略而玩笑式地提到我曾拜访他的公寓时，并没有说到我拜访的人的姓。
我想，P绝不可能在公寓里打听我拜访的那个人的姓名。
我更相信他完全不知道那个人的存在。
但这个例子所提供的证据价值被一偶然事件完全毁了。
我去公寓拜访的人不仅叫“Freund”
，而且还是我们大家的真正朋友。
[39]此人就是弗洛英德博士，他的捐款使我们创建出版社变为可能。
他的早逝，以及几年后我们的同事阿伯拉罕（KarlAbraham）的去世，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最大不幸。
所以，我有可能曾对P先生说过：“我在你的公寓里拜访了一个朋友（friend＝freund）。”
由于这种可能性，他的第二联想的神秘性便烟消云散了。
同样的，第三个联想在我们心中产生的神秘性印象也相当快地消失了。
假如P从未读过任何精神分析的著作，他也能知道琼斯出版过一本论噩梦的著作吗？是的，他能。
他拥有来自我们出版社的许多书，而且无论如何，他都可能看到过用于做广告的、登于封皮上的新出版物的标题。
这无法证明，但也不可否定。
因此，沿着此途径，我们不能得出结论。
令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个观察像许多类似的观察一样，有着相同的弱点：记录得太迟，并且讨论时，我既不能再看到P先生，也不能进一步向他提问题了。
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看第一个事件，该事件自身就支持了思维迁移这一显见的事实。
P能知道在他来之前，弗西斯博士曾与我会晤了一刻钟吗？他能知道弗西斯博士的存在或弗西斯博士到了维也纳吗？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不必马上做出否定回答。
我认为有一种说法可对此做部分肯定的回答。
毕竟，我有可能告诉过P先生，我正在期盼着一位来自英国的博士——他是我在战后的第一个和平使者——接受精神分析训练。
这可能发生在1919年夏季，早在来前的几个月，弗西斯博士就与我通信预约。
我甚至当时就向P提到过他的姓名，尽管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鉴于这个姓名对于我俩还具有另一种意义，我们当时就一定对它探讨过，而且其中某些东西本应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然而，也有可能当时探讨过，可后来我完全忘记了。
因此，在对P做精神分析治疗期间，他说出的“HerrvonVorsicht”
使我大吃一惊而视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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