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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当初只想着尽忠职守，却未能详查实证，并非有意构陷……求太后恕罪！”
“恕罪？”
珠帘后太后的声音冷若冰霜，字字掷地有声，“你屡屡以空言构陷大臣，搅乱朝堂纲纪，身负此罪，如何能恕？台谏官握弹劾之权，当以实证为凭，你却借职沽名，轻辱重臣，若不惩处，何以儆效尤？何以安百官之心？”
话音未落，太后厉声道：“来人！
将赵乃霖革职为民，即刻逐出承光殿，留他一条性命，已是宽宥！”
殿前侍卫闻声上前，架起瘫软在地的赵乃霖。
他面如死灰，嘴里不住哀求，却被拖拽着踉跄出殿，满朝文武皆屏息不语，无人敢替他求情。
处置完赵乃霖，太后语气稍缓，却依旧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至于周宝奎，贪污纳贿、挪用军款证据确凿，罪无可赦——着即革职，流放岭南烟瘴之地，永世不得回京！
家产尽数抄没，二成交入国库充作军饷，其余悉数归入皇帝私库，补贴内廷用度。”
此言一出，殿内一片死寂。
太后初垂帘便雷厉风行，先捧后杀处置赵乃霖，又重惩周宝奎，既清了吏治，又借机立威，更暗合皇帝私利，这般手腕，让满朝文武无不凛然心惊。
此言一出，承光殿内鸦雀无声，百官皆低眉敛目，震惶不已。
忽闻一人朗声道：“太后此举，于祖制不合！”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台谏官岑春整冠出班，躬身而立，神色虽肃然却无半分惧色。
他朗声道：“臣岑春，敢以祖制谏言！
我大周开国以来，便立‘后宫不得干政’之铁律，《太祖实录》明载‘皇后妃嫔非祭祀大典，不得入前殿；太后虽尊，无天子诏，不得预议朝政’。
今太后垂帘听政，亲发处置之令，已逾祖制之界！”
岑春顿了顿，目光扫过珠帘，续道：“《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朝堂议事、官员黜陟，皆属国之重务，当由天子与百官共议。
太后今日既未得陛下明诏，又无百官共识，便擅行处置大臣，于礼不合，于法无据！”
他抬首朗言，字字铿锵：“赵乃霖虽有过失，周宝奎虽有罪责，然处置之权当在朝堂，当循‘廷议’之制。
太后此举，恐开后宫干政之先河，日后若上行下效，国本何安？还请太后收回成命，归政于前殿，依祖制议事！”
岑春话音刚落，吏部尚书钱为业便出班反驳，躬身朗声道：“岑大人此言差矣！
《礼记·内则》有云‘天子之母曰皇太后，居于宫，以孝养为主，然国有疑难，可辅天子以理’。
今陛下年幼，尚未能独掌朝政，太后垂帘听政，非为干政，实乃辅佐天子、稳定社稷，何来‘逾祖制’之说？”
他转向珠帘，语气恭敬：“太后今日处置赵乃霖、周宝奎，皆是循实证、按律法——赵乃霖空言构陷大臣，败坏台谏风气；周宝奎贪污渎职，祸国殃民，此二人处置得当，民心所向！
《尚书·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太后此举正是顺民心、正吏治，而非私意干政。”
钱为业又直视岑春，驳斥道：“岑大人援引《太祖实录》，却忘了太祖亦曾下诏‘太后若贤明，可于天子年幼时监国’。
今太后此举，既合礼法，又顺时势，反倒是岑大人拘泥于片言只语，无视朝堂乱象，若因你之言耽误吏治整顿，谁来担此罪责？”
钱为业话音刚落，丞相孙幽古便缓步出班，双手执笏躬身，声音沉稳平和：“二位大人所言，各有其理。”
...辅佐天子厘清吏治，此乃忧国之心，臣等感念。
处置赵乃霖、周宝奎二事，证据确凿，于朝堂清明有益，臣无异议。”
话锋一转，又转向岑春与钱为业：“然岑大人提及祖制，亦非无的放矢——《太祖实录》所载‘后宫不预政’，确是立国根本，太后今日之举，可暂解燃眉，却需后续补全诏命流程，以合礼法。”
再看向钱为业时，语气添了几分审慎：“钱大人引经据典，强调太后辅政之权，固然有理，然‘辅政’重在‘辅’，非越俎代庖，日后朝堂大事，仍需百官廷议、陛下定夺，方合君臣之道。”
一番话不偏不倚，既肯定了太后处置的合理性，又呼应了岑春对祖制的坚守，更暗点钱为业不可过度依附后宫，句句看似空洞中立，实则将自己摘置于派系纷争之外，既不得罪太后，也不忤逆耿直派，更未卷入钱为业与桂宁侯的牵连之中。
孙丞相话音刚落，便见一位身着绯色官袍的大臣出班，正是太常寺卿谢世之。
他目光如炬，直视钱为业，朗声道：“钱大人此言差矣！”
“你援引《礼记》‘国有疑难，可辅天子以理’，却断章取义！”
谢世之手持朝笏，字字铿锵，“《礼记》明言‘辅天子’者，当‘坐于侧殿，听而不言，仅于天子问询时进言’，何曾有垂帘前殿、亲发诏令之例？太祖实录载‘太后监国’，亦需有先帝遗诏、百官联名请奏，今日太后既无遗诏，又无廷议共识，贸然垂帘处置大臣，分明是越权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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