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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到目前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两部著作。
而他们统一谈的，都是如何分蛋糕的学问。
至于如何创造蛋糕，统一的答案都是，如果分配是有效率的，就能够反过去激励人们去创造新的蛋糕。
回答了问题吗？确实回答了。
但是回答得太简单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把这个创造蛋糕的问题，交给了资本家。
他们认为那些理论学者，没有进入社会创造企业的实际经历，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创造蛋糕，需要“企业家精神”
。
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可以放弃寻找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不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党是人民发展的先锋队，我们不仅要管理好分蛋糕，还必须建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来更多地创造蛋糕。
没有蛋糕的增加，分蛋糕分得再好，每个人能吃到的，都是很有限的。
做蛋糕与分蛋糕，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管理，切记这两条。
职能部门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我的工作职责只是监督如何分蛋糕，至于如何创造蛋糕，不关我事。
这种官老爷的思维，在新时代必须改变。
我们任何一个部门、一个人员，为企业提供任何一种服务，是必须掌握这个原则的，既要分好蛋糕，更要推动创造新的蛋糕。
同志们，在这个时代，公有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们创造新蛋糕的能力。
如果不能让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蛋糕，那么本质上它就失败了，就会被私有制打败。
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美国和德国这样国家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弊端很大，但某些时候很有效的创造蛋糕的模式。
那就是以科技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微调，驱动资本投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科技的“颠覆性创新”
，最终创造财富。
这一套机制，我们要模仿吗？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
只不过我们的路径是，以科技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化，公有资本为主导，私有资本为辅助，宏观顶层计划经济，微观底层市场化竞争，在降低沉没成本的前提下，同样要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要能够实现科技产业上的“颠覆性创新”
，来创造财富。
严格的意义上，西方资本主义主要强调效率，不到万不得已的社会危机时刻，不会强调公平。
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则必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既要快速发展经济，又要实现底层人民的共同富裕进步。
所以，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要高得多。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马克思在构思社会发展的历史的时候，他最早以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端后垄断崩坏，社会主义才会实现，社会主义是接班资本主义的。
但是实际上，现实给了我们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跳过吃人的资本主义，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但这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创造。
前人未曾有路，只能是我们自己开辟。
我在美国的时候，与一些美国的经济学家交谈过。
其中一个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计划经济可以搞定史诗级的钢铁厂和军事工业，但却搞不定可口可乐和各种品牌商品。
因为根本上，计划经济无法实现颠覆式创新。”
这话对不对呢？至少观察苏联到目前的实践，我们不能说它是全错的。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宏观计划经济的顶层设计，而同样坚持微观终端的市场经济，也是承认计划经济的弱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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