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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
秦亡汉兴,没有关系。
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
“乡下人”
的寂寞
关于“边地”
——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生活下去。
不问说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
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
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关于文学理念——一个好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
的力量。
我说的向善,它的意义,不仅仅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
为止。
我指的是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
《小说作者与读者》1938
他没有从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途径来追寻原因,却从改造民族的角度寄托他的文学理想。
他要人们由他的小说、散文的全部作品里去认识我们这个民族。
……此种文化理想面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生活不得兑现,因它主要是从乡村中国产生,是由世俗的世界、由沉落的地区来观察世界的。
……它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
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
所以他是寂寞的。
抗战时期,京派文人风流云散,布不成阵了。
到了1947年6月,朱光潜将《文学杂志》复刊,标志着京派的复出。
编者在《复刊卷头语》里明确表明其主张,说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
,“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
这种要建立一种纯正的民族文学的理论与沈从文的一贯思想相符合。
以沈从文创作成就为标志的京派,就这样脱出了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主流,成为一支具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对一部分人民生活方式进行独特的艺术体验的作家群体。
最后一个京派作家汪曾祺到了80年代复出,以与沈从文有前后继承关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沈从文自己的作品一再地出版并受到研究,证明了历史上曾经冷落过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遭受冷落。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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