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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油然产生了一种怜悯的感情。
我抢过她那并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帮她提到了家。
我决定今后要更加主动地帮她干一些家务事——我心中盛满了那么多的幸福，我愿意尽可能地去帮助在某些方面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两天以后，当我和他在电车上刚一相遇，我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仿佛我要拒绝幸福似的：“我一个月之内不去图书馆了……”
他眉尖微微一颤，笑着，并不是开玩笑地问：“怎么，为了写一篇绝妙的小说？”
我也笑着，更加不是开玩笑地说：“先不考虑写小说的事儿。
我们车间成立技术革新攻关小组了。
每天班后都要坚持战斗，肯定得开它十几二十个夜车，魏师傅连铺盖卷都搬进车间了……他点名让我参加，开头我态度不大坚决，后来我也贴出了决心书……”
他仿佛并不是明知故问：“开头不大坚决，为什么？”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头一回当着我红了脸……
就这样，我们整整一个月没有见面。
但是，在这一个月里，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没有褪色，而且在重温和假想的会晤中，变得更加真切、更加可亲可爱了。
在攻关战斗中，魏师傅表扬我说：“小羽呀，你一个人真有两个人的劲呀！”
我心里暗笑，魏师傅啊，你算说对啰！
可是，魏师傅却一直到看见今天他送来的这个信封，才发现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人”
了。
细想起来，这很奇怪，难道当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时，那眼光和整个神态里所流露出的异样成分，不就是爱情的力量吗？魏师傅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专能探听别人秘密的亚梅甚至今天还蒙在鼓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三
电车还要开七站才能到大华电影院，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
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
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今年满二十五岁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赶上了“”
，后来到中学参加了红卫兵，再后来是到农村插队，前几年又由农村来到了工厂。
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
前几年，我曾纳闷过，为什么我们的银幕、舞台上，不但丝毫没有爱情的表现，而且，甚至极少夫妻同台的场面，掐指一算，鳏寡孤独之多令人吃惊。
难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
我比亚梅那样的同伴幸福。
我的父母即使在“”
一伙推行文化主义的时候，也能及时地指导我，启发我，允许我在家里阅读他们保留下来的中外古今文艺名著，也偶尔比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无法在别的地方提出的问题。
我就问过他们，是不是凡是涉及爱情的文艺作品，都算黄色的东西？事实上“”
猖狂的那几年就是那样一种气氛，我还记得，当我阅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关于保尔与冬妮娅、保尔与丽达的有关章节时，曾经怎样地心跳耳热——不用别人来“揭发”
我，我自己就产生了一种“犯罪”
的感觉。
保尔不是无产阶级英雄吗？他怎么会对冬妮娅这号人一度产生过那样的热情呢？他又怎么能对丽达产生超出同志之上的感情呢？无产阶级英雄不是都应当像电影《火红的年代》当中的赵四海那样，三四十岁也守着一个老母亲过活吗？爱情，在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似乎是不应当占有位置的啊！
把爱情问题驱除出文艺作品乃至于一切宣传范畴的结果，是产生了两种不正常的现象。
一种，是少数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当作爱情，个别的甚至堕落成为流氓，这一种我暂不愿加以研究。
另一种，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认爱情，只承认婚姻。
青年男女过了二十五岁，自己也好，家长也好，周围的同志也好，乃至于热心的邻居，便都开始公开谈论并行动起来——“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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