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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陕西巡抚是张佩纶的老丈人边宝泉，当然会有张佩纶的“八行”
带去。
下一年，边宝泉与河南巡抚鹿传霖对调；鹿为张之洞的姊丈，亦有渊源可叙。
这样到了光绪十三年冬天，樊增祥又以母殁丁忧，致书李慈铭，谓“止余宦囊二千金，拟暂寄孥秦中，过百日后，复须橐笔依人矣”
。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樊增祥有一函致新由两广移湖广的张之洞，足以察见樊、李之间关系的变化。
其中亦颇多珍贵史料，兹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所载，分段转引，并略作笺注如次：
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抵京后，三肃禀函，度可次第上达。
顷由折弁赍示手谕，欣悉福躬康复，惟脾湿未除，尚望随时节宜，辅以上药，去病犹平贼，要当铲除净尽耳。
受业抵京，因有两月耽搁，赁居北半截巷（三迁然后定居），幼樵故居之间壁，事定甫投文。
据部友云，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复引见，近来朝命，均系毋庸坐补原缺，则以知县归起复班候铨，不准呈请仍归原省。
此时指捐陕西，便可省却捐离直隶一款，惟指分后，又须昼接，则是两次引觐矣。
此月廿四日，吏部验到，两觐均在十月，出都总在仲冬。
伏蒙垂念捐项，挚爱逾恒，受业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吁。
所幸此次虽多引见一番，却省却捐离一款，受业所携赀用，尽可敷衍出都。
惟到陕后，恐定兴中丞以幕府见縻，恳祈函丈贻一纸书，属其予一地方，缺无论肥瘠，但求免首剧，不胜幸甚。
按：张之洞于同治六年浙江试差告竣后，放湖北学政，樊增祥即在此时进学，自为受业。
九年，生员岁科两试毕业后，张之洞择其诗文雅驯者，编为《江汉炳灵集》。
胡钧《重编张之洞年谱》附记：“以门人樊增祥操选政。”
则樊原为张门高弟，渊源深于李慈铭。
张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调补鄂督，樊增祥适于是时服满赴京，至吏部报到起复。
首言定居“北半截巷”
，即北半截胡同，在菜市口之南，亦即同光时人盛称的“宣南”
；“谓幼樵故居之间壁”
，可能即为吴可读的旧居。
次言起复仍拟回陕西，则因鹿传霖尚在陕抚任内（鹿为河北定兴人，故称“定兴中丞”
），以张之洞的情面，樊一至西安禀到后，即可补缺。
受业前过天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
据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无望，自函丈节次电信，深相推挹，渠已涣然冰释。
至三厂交伊接替，则自云无出山理，且云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
又云在甥馆本不与公事，惟函丈三厂事，若有稍近琐屑，不欲径达合肥者，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云云。
又云，合肥此次得书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钱不能助。
合肥云，钱亦能助，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
又如钢轨既出，我少买洋轨，多以轨价付鄂，俾资周转，是亦相助之道也。
受业窥此两人，均已为函丈所用，丰润尤有结托之意，但使时时假以书问，必效臂指无疑。
渠又云，密电可不用，缘电报房密迩合肥，若渠致鄂电，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实情。
在津时，渠云，合肥三日内必复书，渠俟见合肥信后，再作复函，此时想均达签室矣。
总之，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往亦复甚佳。
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绝可怜也。
丰润即指张佩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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