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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其子承侯故后，全部遗书，经其友人徐维则、族人李钟骏为之整理检点，抄目封藏，计二十八箱，九千一百余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共二百余种，约二千七百余册，考证经史，殊可珍奇。
其家属拟得价出售，而踵门请价者络绎，且有外人亦来询问。
当时浙江省当局闻悉，即派委员沈镜蓉，会同绍兴县教育会长茹秉铨，至李宅开箱查看，并与商酌估价。
家属因系公家收购，允以一万元出让，省公署据覆没，以是项书籍，攸关地方文化，应由公家购置，发交图书馆，庶保全文献与嘉惠后学，一举两全，所需书价，即据在八年度特别预备金项下支拨，抄附书目（坊间所售《越缦堂书目》，即由此传抄）。
咨请省议会议决施行。
讵竟遭议会否决，不果购。
其后，李氏藏书曾由人介绍金梁（字息侯，满洲瓜尔佳氏；与三六树皆为杭州驻防旗人中有文采者），议价未成。
至民国十三年，杭州书坊中，已有李氏遗书散出；至民国十七年，经由北大图书馆收购，这当然与蔡元培有关。
李氏藏书得归北大图书馆，实为大幸，馆员王重民就其批校书中，辑出著作多种。
据陶承杏记：
由馆员王重民君整理，就其批校书中，迻录纂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均由该馆刊行。
又《读书记》二卷，散见馆刊第一卷各期。
该馆并广告征求李氏遗著，拟辑为李氏全书，以成一家之学。
民国二十二年，该馆又经顾颉刚先生之介，购入越缦手稿，计《丧服传经节要》一册，《越缦经说上》一册，《复社绍兴姓氏录》一册，《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柯山漫录》一册，《困学楼丛抄》一册，《越缦山房丛稿》一册，《知服堂读书学略》二册，《越缦笔记》一册，《萝庵日抄》一册，《越缦堂日记》一册，《越缦堂集》二册，《湖塘林馆骈体文钞初集》一册。
《越缦堂外集》一册。
《庚寅病榻小草一册》，《越缦笺牍》一册，共十六种，十八册，其已有刊本者只三种（见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报）。
故李氏之书，该馆可谓集大成矣。
关于李慈铭的日记，陶承杏亦有记述：
李氏日记原稿六十四册，亦于前年由杭州书贾分批卖出，余均见之，因索价巨万，实非穷书生如余者，得能问津。
平步青日记，余亦见之，内容不及越缦远甚，然有关掌故之事亦甚多。
该书闻售与知堂老人，愿老人于著述之余，将该日记中有价值之作，札刊以供同好。
按：李慈铭殁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而今所传李氏日记印本，止于光绪十五年；最后五年日记原稿，为樊增祥所借阅，因其中有骂樊的话，所以借故藏匿。
樊为李的得意弟子，光绪初年，师弟绸缪，观李所记，实所欣羡。
其情谊不终，则因樊增祥与张之洞接近之故。
李慈铭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记：
云门来夜谈。
近日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萌，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遂广引孅子，诱以美官。
南皮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炫惑一时聋瞽，尤恶余之触其隐也，故日寻干戈。
以云门盛气负才，益笼络之，诱以随往粤东，甘言重币，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树敌仇。
云门既恶所选宜川荒瘠，闲言不能无动，遂欲从之过岭。
余谓之曰：“仕宦惟州县可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为非计。
且君以有母呈请近地，今远适岭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
云门虽不然余言，虽亦因此自阻。
余与云门本无素分，既欲割宁之席，不妨弯羿之弓，我岂容心，彼何过计。
按：樊增祥于光绪六年散馆，改为知县，在京候选时，其父病故，奔丧回里。
十年初冬，服阕进京；呈文户部，以养老母为词，请选于近地，以便照料；结果选为陕西延安府宜川知县。
他是湖北宜昌人，陕西与湖北接壤，所以算是近地；其实宜川距宜昌，何止千里？而且地瘠民贫，是个苦缺。
樊增祥大失所望，迁延不肯赴任，意在观望。
其时正好粤督张树声疾殁，张之洞由晋抚调粤督，想罗致樊增祥入幕。
李慈铭这段日记中，所谈的樊增祥的背景如此，但最后樊增祥还是听从劝告，赴陕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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