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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千年历程，是新石器中晚期到文明（青铜）时代前夜的变化大趋势：从村落到部落再到早期国家。
通俗一点说，就是从村级到乡级、县级的递增升级。
对于如何称呼不同规模的人群共同体，特别是万人规模的早期国家，中外学者使用过不同的词，如方国、酋邦、古国等。
从便于理解的角度考虑，本书采用“早期国家”
和“古国”
之称。
但需要注意的是，村落一部落一古国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描绘的总体趋势，并不意味着距今6000—4000年间的所有新石器时代人群都准时加入了这个进程。
在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孤立的村落可能存续到三四千年前，而部落共同体可能存续到一两千年前，甚至一百年前。
这首先是地理条件的限制，越是偏僻、交通不便的地方，小型共同体越容易维持，而缺乏天险环境中的人群更容易被裹挟进更大的共同体。
另外，也可能会有历史当事人的主动选择，但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无法验证了。
多数早期国家并不能维持长久繁荣。
距今4300—4000年间，华北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了古国兴衰的一幕：陶寺（山西襄汾）、石郎（陕西神木）、清凉寺（山西芮城）和王城岗（河南登封）等都曾出现古国气象，但在繁盛两三百年后，都发生了解体，重归部落共同体的水平。
为何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会如此艰难？现在尚未有确定的答案。
水稻带来和平？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陆续发掘出多座距今5000年左右的“古城”
，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和鸡叫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一时间，长江中游似乎要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地。
但后续的发掘并未发现跟早期国家与文明相伴生的更多元素，如巨大的宫殿建筑、社会分层现象、金属冶炼技术等，“长江文明起源说”
遂逐渐沉寂。
不过，为何长江流域曾产生众多古老的“城”
，却是个有趣的问题。
若要一探究竟，先要理解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旱作与稻作农业的关系O
新石器时代是基本农业的时代，在人类驯化的主粮中，中国占了两种：黄河流域的粟米和长江流域的水稻，它们分别需要旱地和水田环境。
这两种作物的人工驯化都发生在一万余年前。
水稻的考古证据更多一些，因为稻米颗粒大，古人制陶时常在泥坯中添加稻壳，便于考古发现。
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和浙江，均发现有上万年前的水稻遗存。
稻田需要灌溉和排水系统，需要平整的水滨田块，这是北方旱作的粟和黍从来不需要考虑的。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群一直忙于水利设施和稻田工程，而水利设施达到一定规模后，无论耕作面积，还是收获量，都会有实质性的提升。
所以，在距今6000—4500年间，两湖地区出现了众多繁荣的稻作聚落。
至于考古报告宣称发现的那些“城址”
，其实是为了防洪目的堆筑的。
所谓的“城墙”
，大都宽数十米，高数米，非常平缓，人可以从容地踱步而上，没有军事防御作用，其用途是防洪，供人们在上面建房定居，躲避南方常见的水患；而挖土形成的洼地水塘，是灌溉稻田的储水设施，有些甚至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这种环形土堤是人们改造湿地的手段，直到近代，湖北还有很多，方言称之为“垸
比如，湖南澧县的城头山“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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